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四十五日：
香港──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还有三十六小时就到了……
为家卫写了一个分场，再变成大纲。故事有点弱：动机少，动作少，没有枝节。幸而我们都自信爆棚，深信会发展成有趣的东西，故事如下：
伊瓜苏瀑布（Iguaçu Falls）壮丽的蓝绿。镜头拉远，是时钟酒店房间里混乱的床边一盏灯。瀑布前有两个剪影，房间显得荒凉。一辆红色开篷车驶过白得发亮的萨尔塔盐滩（Salta Salt Flats），在玻利维亚（Bolivia）边境。热恋中的Tony（梁朝伟）和Leslie（张国荣）愉快地往南走。九月二十三日中午（春分时节）他们越过南回归线。这是不归路！
那个晚上，他们疯狂地做爱。早上他们便要分开。Leslie哭了。下一场已是布宜诺斯艾利斯。Leslie心乱如麻，但下不了决心跃下拉博卡桥。
Tony在拉博卡（La Boca）下了巴士，住进利维拉酒店（Hotel Rivera）。打打散工，无端撩是斗非，也逢场作兴做做爱。每喝一杯，他的自我形象就矮化一点。
Leslie在一间同性恋探戈酒吧工作。跳跳舞，胡胡混混又一个晚上；不思不想，也不内疚。再碰上Tony时，他佯作不在乎，但寂寞难耐，终还是心软。他偷了嫖客一只劳力士和护照，典当所得可以给Tony买机票回家。
嫖客愤而打伤了Leslie的手，他躲到利维拉酒店疗伤，Tony照顾他。当他感到二人关系开始有点认真的时候，他又跟一个粗鄙的扯皮条跑了，回到北部一个玻利维亚边境小镇。色彩狂野的灯映照着天花和墙壁。Leslie盯着瀑布灯，为自己的困境而发呆。他的雾水情人不省人事，可能吸毒过量。他再次逃跑，没忘记带上那安士可卡因。身无分文，Tony答应Leslie在伊瓜苏瀑布相见……
看来这将是一部很影像的电影，强调「环境和空间」，我喜欢的那种。张叔平和我不愁没事做。
天不算真正开拍。我们在油腻脏臭的拉博卡海港和利维拉酒店的天台与外墙拍了些捕捉「气氛」的镜头；Tony与Leslie将在那里做爱。一架巴士吐出很多乘客，穿过荒芜的桥，驶进广袤无垠的夕阳光线里去。寂寞、离别、失去，都揉在一起。我终于找到了视觉的主调，探索的方向。
没见家卫好几天了。他把自己锁在某酒店房间里，翻阅我们到步后积累的影像和资料，准备迎接真正开拍时的暴洪。
我们谈音乐与文学，比谈电影的内容、意图或「意义」多。家卫看来胸有成竹，但我们知道他每天都可以变。我们不会知道故事终的模样，不知道这条路程会把我们引向哪里。糟是不知道会拍多久。我常常觉得像一只无用的卡夫卡时钟。我也装模作样，好像很清楚光从哪里来，需要几盏灯，但实际上我只看到客房的空间，想像着怎么用。
空镜我们用空镜，不是传统的定场镜头（Establishing Shots），处理的是气氛和寓意，不是空间，可以完全是主观的。它们的作用不是解释，倒更像替作品世界里的「环境」提供线索。
家卫喜欢留港工作，不大愿意去荷里活或其他地方，他常说：「我情愿跟一流的流氓工作，也不爱跟糟糕的会计。流氓较有尊严，盗亦有道。就算他们操你，也会先吻你。」因此……我们甩掉了当地的摄制队。
Leslie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像一名经验老到的妓女。他很担心：「我够说服力吗？不只是camp吧？」我们常怀疑是否正在拍千呼万唤的《阿飞正传》续集，今天Leslie哼起《阿飞》主题曲，真如灵光一闪。他对着镜检视自己的服装和化妆，转过身来时，简直就如刘嘉玲上身，还模仿她说：「我靓唔靓呀？」
我们先拍宝丽来，给恋人们暖暖身。在半醉状态中，大家胡乱猜测谁「操」谁。
在讨论电影的结构时，大家都觉得应以性开始，但论故事时序，Tony与Leslie又似乎应该一晚才做爱。该追求哪一种效果──意兴阑珊时的「低调」或海枯石烂般的激情澎湃？我们取了「高调」处理。开始时他们吻得轻松自然，让人觉得这部片写的是亲密关系而不是性。Tony与Leslie在床上互相试探着。张叔平有他的看法，我和家卫都帮不上什么忙。我们清了场，只留下两个男孩和我俩。不知如何，Tony变了「在上」。镜头也很自然地变得柔情似水。这场戏很美，很性感。拍完这场戏，Tony已精疲力尽。「家卫说只要吻吻Leslie就可以了，谁知却要我去到那么尽。」──事后他说。
我们来阿根廷是想远离熟悉的世界，抛开烦恼。来到这里，我们却完全脚不着地。我们不认识这个城市。来自Manuel Puig的灵感哪里去了？Julio Cortazar的巧思妙语又跑哪里去了？我们被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如果真是每个艺术家都只有一个故事，那……那我们这次一定要说得动听！
星期五晚是当地人的狂欢夜，对我们来说，却是噩梦连连。路上吵闹暴戾，小流氓对摄制组的器材虎视眈眈，我们好像打游击一样！
五星减四
张叔平花了大半个晚上把Leslie的五酒店房间变得低俗平庸。他将两个房间重新铺上墙纸，我在浴室里加了很多橙色萤光灯。
这次我们选择了高调的颜色和灯光，还可以很粗糙。怎么好像都没有了黑位？是曝光过度？是场景问题？还是银根短缺，灯光不足？只能回到香港才知道效果，在这里我们只看到部份由负片转过来的录像。
如果电影是爵士音乐，如果我们可以jam……说真的，每次合作，我们都更接近这种状态，我的摄影机愈来愈像一件乐器。不同的菲林速度，变动的镜头景框……我重复乐段，你单簧独奏，我们只管自由不羁的jam，电影合该如此。
家卫躲起来改写剧本。Leslie快要走了，星期四、五会有大罢工。我们已来了四十天，但实际只工作了十天。今天，张叔平和我主持大局，好像拍音乐录像。我们设定一个处境，几句对白，选一个空间，其他的由演员自己发挥。我们不知道故事会怎么样发展下去……
我们尝试勾勒出Tony和Leslie的关系，拍了很多小片段。我们口味相投，这场应该光点，那场应该是暮色，大家很有默契。我凭直觉和空间所带来的可能性工作，但真不知道家卫凭的是什么……他的电影结构和涵义就像胖子的脚：不到也不会知道长得什么模样。
终于在利维拉酒店开镜了，那是我们的主场景。
Tony双手紧抱着头，这场戏已拍了十六次。大部份镜头都不对焦……用的是十四毫米镜头。
我对「三」字有点敏感。「三」之后就是「四」，在中文是「死」的谐音。Tony和Lesl ie的爱是否死路一条？「三条友酒吧」外是三十三号巴士。我已第三次在这段路上摆放镜头。他们正在跳三人米隆加（Milonga）舞。现在，家卫又说要加一个第三者进来：「我们需要一个第三者来催化这部电影和他们的爱情……」这已不是次，看来长路漫漫……
片中很多桥。拂晓时分，一对情人在桥上吵架分手。早晨桥上交通繁忙，我什么都听不到，只能猜测他们下一步做什么，然后在情绪接近爆发时慢慢摇走──但事与愿违，慢摇变成了快摇。这绝不是什么风格上的选择：我站在两个苹果箱上面，根本站不稳。
梦之大道气氛懒洋洋的，大家都没有什么干劲，我的工作团队都被这百无聊赖的日子掏空了。走在不眠的可利安德大道（Corrientes Avenue）上，我疲累、无精打采、寂寞、茫然。辉煌不再，幽灵处处，霓虹色彩已褪掉，探戈酒吧也没有了。今夜，这部电影是一条黑漆漆的长街……那可不是我的梦之大道。
为了让Tony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细节丰富些，我们想拍一些「沟仔」戏。家卫的细节里有：「薄饼」、「电话卡」、「香烟」，还有「屠房」。「为什么是屠房？」我弄不明白：「那种地方血肉横飞，臭气熏天，但起码可以发泄情绪吧。」「不要发泄的感觉，那太『露』了。」「真到过那种地方你就知道什么叫『露』了。」──我没好气地回应。
Tony要演屠房工人，他喝得烂醉。摄制队吃酸奶打底，使劲地擦洗双手。
「护照那一场戏，我们如常拍两个镜头吧？」我问。「不，起码每句对白一个镜头。」他说。结果，五句对白拍了十四个角度。
开始时大家都不想重复我们的签名式风格，结果发现不重复太痛苦了。我们在镜头中转速，从「正常」速度到一秒12格或一秒8格……相反的做法也愈来愈多。一般人比较避忌的广角镜，这次为了使一个「扁平」的影像有趣点，也愈用愈多。片里那些「模糊不清的动作镜头」，我怀疑跟恐惧或暴力时的肾上腺素有关。这次更像吸了毒。每到了「决定性」或「启示性」时刻，我们就转换片速。演员动得很慢很慢，其他则如「真实时间」一样，换句话说，就是把时间暂停，强调和延长进行中的动作，让它的意义更彰显。有人告诉我，打了海洛英针就是这种感觉。
Leslie回来了，但不够时间去边境北部拍片初的几场戏。家卫有点后悔跟大明星合作。他们不但耗掉我们大部份资金和精力，来去不定更逼使我们更改故事。我们既要迁就他们的档期，又要安抚他们的情绪。可堪告慰的是，操控生杀大权的是我们。尘埃落定，我们有权把他们扔在剪接室的地上。
已一个月了，我们仍被困利维拉酒店那十尺乘二十尺的房间里。没有铝架（Scaffold)，也就没有俯摄，距离太近，也不能跑到对面街去拍。除了洗手盆／小镜子那一小块，房间每个角落都已拍摄超过二十次。家卫很焦虑：「Tony在哪里死好呢？」我只可以说，磁砖和浴帘的蓝跟血的红很配。「但我们付不起两天的血。」他说得有点隐晦。一名制片助理解释，化一个「割喉」的妆要三百元。家卫说割喉的戏留待他日补拍，迟些才跟今天拍的东西连接起来。摄影师讨厌这种做法，很多细节和灯光都可能衔接不上，太难维持连贯性了。为什么不一次过拍完呢？原因很明显，Leslie的档期有限，我早该知道。
世界蚊子首都
凌晨四点。我们的「公路电影」渐渐成形，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往南走两小时的支路。Leslie睡着了／Tony吃东西。Tony喝东西／Leslie发脾气。他们大吵大闹。Leslie走了。Tony哭起来。曙光刚露我们就开始拍摄。Leslie把Tony留在大雾里，疑幻疑真。那是一片很广阔的草原空间。Leslie疾步走，Tony跟着追，大家都透不过气来。菲林快用完了，每个镜头都那么长。我坐在长草里，尝试稳定地拿着手提摄影机。又过了五分钟，我的手感到刺痛。然后是左脸……和右耳。我听到很多手拍皮肉的声音。家卫也受不住了。「Cut！」他喊。我跳起来，高声喊叫：「欢迎来到世界蚊子首都！」
过了秋分已二十天，往南也已走了一千公里。现已下午五点，太阳快下山了。我们迫切需要想一个办法。在南回归线如何打灯呢？难呀，就像问如何遮挡黑暗，如何框住记忆，如何为失落着色──这些回答不了的问题，摄影师都要一一面对。我们决定画一条「光之线」，以示经过这条想像中的回归线。要营造这种效果，需要弧光或频闪闪光灯之类。我们只有两支一千瓦特的太阳灯（手提电池灯）……和一面很小的化妆镜！在平坦的高原上，太阳在几丛小树林后徐徐落下。「别无他法，就直照镜头吧。」家卫说。
在开阔的路上，阳光穿透树林，直射镜头（那面化妆镜也起了一点作用）。我调整片速和光圈。Tony和Leslie带点神秘地望着前面的光；过度曝光了几秒钟──逐秒加速──影像暗了一刻，他们以浪漫的慢动作对望。看录像荧幕上的影像，棒极了。笑了：「OK！」
已是第三个二十小时工作天。Leslie明天要走了。我们要在一个晚上速速拍完他的六场戏。我和灯光指导花了两个钟头说服对方，结果实在太累，竟然同意了三盏灯的位置。「妥协吧！」规劝我。「演员走了，灯多好也没用！」
Leslie（又）走了，但我们还需要他。拍不了对白或特写，就只有拍他的后脑袋。各式各样的人来试镜。
胶片快用完了。在这里买又太贵。我们平均一卷菲林一个镜头──有时候两个。
11E，第三场，第417卷
Tony在男厕买到大麻，但他有点过份投入。「只是想止止肋骨的痛吧了。」他说。下一场戏，他要坐船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海上风平浪静，但码头很臭。Tony呕吐起来，可怜地趴在渔船边，出乎意料地提供了「另一个结局」的可能。
家卫要我将Tony拍得更「显眼」。「他总是那么心神恍惚，一点精神也没有。」没有人敢跟家卫说真话：在这里折腾了四个月，我们也一样呀。
看来，在阿根廷过圣诞节已成定局。关淑怡和张震都来了。他们窝在房间里，家卫则躲在附近的咖啡室，都在等待角色成形，大家目标一致。我们再次停机。演员都来了，我们还在为他们的角色头痛，还想不通要他们来的真正目的。
利维拉酒店，希望这是一次。我要去伦敦电影节。飞机晚上十一点开，我迟九点要收工。已晚上九点零三分了，家卫坚持我再拍一场戏。张震演Tony的同僚，还未想到是什么工作（后来决定是餐馆厨房工）。他们喝多了，张送Tony回家，那里很凌乱。张试穿Leslie的黄色外套，Tony醉眼昏花，幻想Leslie回来了。
我们每场戏拍两、三个镜头，张不习惯。个镜头拍了十次，我焦急极了。九点十七分，我们才开始拍第二个镜头。我渐渐摸到张震的节奏，忘记了班机，忘记了疲劳，只想着光线，把这个镜头拍好。
每隔，特别是偷拍或转移得太快的时候，家卫就会说：「你就是我的眼睛。」这话有时候很中听，有时候更像是一种威胁；责任太大了。我倒想是他的脑呢，那样就可以帮忙移走那些「创作障碍」，让电影前进！
机缘巧合
今天，当我去了洗手间时，摄影助理随意地把摄影机放在Tony床上，家卫却在录像荧幕里看到了一个他很喜欢的角度。我们把床搞得更凌乱一些，以肮脏的恤衫和内衣裤半掩镜头；整个段落的风格就这样产生了。这「风格」像一面镜子，映照出Tony又一次被Leslie「抛弃」的感觉。出乎意料，这个角度视觉上很有趣，我们在这局促的空间进进出出三十多天，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风格」其实是选择，不一定是概念。它应该自然而来，而不是生吞活剥。
忘记了我们是早上五点半或六点半起来。我们在阿根廷，伊瓜苏国家公园却在巴西。闸口七点半开。为了突出Tony的沮丧状态，我们需要空寂无人的大瀑布。
怒吼的大瀑布有种慑人的力量。水花四溅，Tony摔倒了两次，整个人湿透。晨曦的阳光很明亮，彩虹在我们脚下延伸，但Tony却在阴影里发抖。我问张叔平这到底是幻是真。今天，我们又要靠自己了；家卫仍搞不清楚这是预叙中的梦境，或是Tony身心的一站，影片另一个可能的结局。我们决定拍两个版本。
在热浪里等了一个钟，终于上了直升机，并把摄影机安装好。我只系了安全带，半个人吊在门外，起飞时气流猛烈如过山车。魔鬼峡谷的下灌风形成了一股很强的离心力，我又倾斜得不够，没办法拍到整个画面都填满瀑布水的效果。拍第二次时，我们往下冲的时候把整架直升机倾斜三十五度，感觉好像在玩笨猪跳，直冲下面的岩石……
家卫的日程里没有日落
直奔火地群岛，世界的尽头。已晚上十时，夏季时间。天空蔚蓝如白昼，月亮却已升起，我睡眠严重不足，觉得渐失方向。世界尽头是怎么样的？身历其境，你才知道它跟南回归线一样抽象。视觉上，如何将这世界尽头呈现出来？
海很平静，家卫埋怨我的长焦距镜头「太平稳」了，跟电影其他部份的风格不统一。我以相反方向摇晃小船和摄影机，以我们喜欢的每秒八或十二格，随意地从天或海横摇张震，他坐在世界尽头灯塔的岩石上。我们的黄色小船没规律地绕着沉思寡欲的张。
家卫今晚回香港了，把我留下来补拍「空镜」。大概十二月十日就可收工了吧。
一九九七年年初。张震二十岁，要服兵役了。我们在台湾几天，为影片拍另一个可能的结局。Tony去台北找张，找到了张家开的小面档，却只看到电话旁边的镜子上贴了一张照片──那是张在世界尽头的灯塔照的。Tony偷走了这张照片。
台北还是那么混乱。我们盲打盲撞，拍了Tony在雨中坐在声名狼藉的、新建落成的捷运车厢里。
为了赶康城影展，睡眠、爱情和知觉都要让路。家卫在一架Avid电脑上剪片，张叔平坐在Steenbeck前。我负责过带，转制式。加入音乐和画外音，剪走整段的戏和人物。一个星期前的剪是三个小时。现在裁到九十七分钟，关淑怡不见了。我们重复放映伊瓜苏瀑布的段落，让影像和音乐振奋疲极的身心。
「胖子的脚」现形了。我们开始看到影片说的到底是什么。说影片分两部份：首先是「行动」，然后是人物对自己言行的反思。他觉得张震给Tony（和Tony给Lesl ie的）不是「爱」而是「勇气」──「活下去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这是家卫光明的电影，结局也是其作品里快乐的一部。比起其他的家卫作品，这部更「统一」，很富诗意。当然，一贯的主题如「时间」和「失落」，都一一登场。
今天（四月六日）我们在香港拍摄。我们要知道Tony从哪里来，他如何看自己的空间。他从阿根廷──世界的另一端──回望，所以我们把摄影机倒转，拍下了颠倒的香港街道。
于内景，我们有意识地营造「无时间性」的效果，光线不一定合乎「逻辑」，真实时间无关痛痒。Tony和Leslie的世界超越空间和时间……
家卫说他剪接时才弄明白我们到底拍了些什么。拍的时候，很多细节或颜色或动作，我们都不大知道意义何在。它们倒好像预见了影片的方向。某个意义上，它们是来自未来的影像……而我们此刻才到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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