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吸引好莱坞大牌明星都来“参军”的电影

1998年的战争电影《细细的红线》讲述了1942年美国陆军第25师的一个步兵连抵达瓜达尔卡纳尔岛增援海军陆战队的故事。在那场战役里，岛上数千名日军撤退到该地区的丘陵地带，展开顽强的抵抗。

这一历史事件为詹姆斯·琼斯1962年的小说《细细的红线》提供了背景。这部半自传体小说提供了一些对人类状况的深刻见解。导演泰伦斯·马力克(Terrence Malick，曾执导过《恶土》和《天堂之日》)自1978年以来就再没拍过电影，他看中了这本小说，并把它改成了剧本拍了出来。马力克的重执导筒也吸引了很多大明星加盟，其中包括约翰·库萨克、乔治·克鲁尼、伍迪·哈里森、西恩·潘、约翰·特拉沃尔塔，以及当时还不太知名的阿德里安·布罗迪。

摄影指导方面，马力克选择了凭《燃情岁月》、《勇敢的心》拿到两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摄影师约翰·托尔。《细细的红线》最近都为他赢得了纽约影评人协会和国家影评人协会的最佳摄影奖。托尔最近接受了《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的专访，谈到了和马力克，这位好莱坞最神秘的导演合作的细节，以及漫长而又艰苦的拍摄过程。

以下是采访内容。

Q：你是如何参与到《细细的红线》这部电影中的?

约翰·托尔：我认识这部电影的其中一位制片人，格兰特·希尔。他来自澳大利亚，他参与了我拍摄的第一部电影《风》。在完成那个项目后，他来到美国，在那里担任《泰坦尼克号》、《黑夜幽灵》等电影的制片人。他这次和泰伦斯·马力克合作了大约6个月，他们在物色摄影执导时，他给我打了电话，问我是否可以来。我们在电话里聊得很投机，当时就答应了。

Q：那是你第一次见到马力克吗?

约翰·托尔：是的，我对他的性格一无所知。当然，我看过他之前拍摄的《恶土》和《天堂之日》，它们都是很棒的电影。每当你看到这样的电影时，你总是会想，“能和这样的导演合作真是太好了，因为他显然是为了电影而拍电影，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商品那么简单”。以前商业片和艺术片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如今，这两种类型的电影之间有了真正的区隔。我明白电影是一门生意，但从业者们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只做商业项目。泰伦斯就想把《细细的红线》拍成艺术电影，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和他交流过的其他摄影师也和我一样对与他合作充满热情，而我很幸运，最后得到了这个机会。

Q：你是什么时候终于见到马力克本人的？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约翰·托尔：我当时在田纳西州工作，泰伦斯住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所以我专门去了一趟那里，我们花了一天的时间讨论《细细的红线》这个项目。我们聊得很愉快，我们也不知道最后会谈到哪里，总之是在漫谈。我发现泰伦斯是一个非常低调、有风度、谦逊的人，他总是说，“好吧，我是这么想的，你觉得怎么样?”他从来不会强硬地说，“好吧，我们要做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他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对事物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他的直觉很灵敏，知道他想要的东西会往哪里发展。细节也是他边走边发现的。他能感觉到我们漫游的方向，能够看清它，并且知道当他朝着最终的目标前进时，要做什么事情也愈发清楚。他认为在你接近目标之前，细致地制定好规划是没有意义的。

Q：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约翰·托尔：我们开了很多次会议，我们还去了瓜达康纳尔岛，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这个地方变了，但变化不大。这是一个美丽的岛屿，它极具热带风情，很贫穷。该地区也是世界上疟疾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在战争期间，双方大量的士兵得了疟疾;日本军人的情况更糟，因为他们没有充足的物资。这是他们作战计划中最大的缺陷之一，许多精锐部队最后都饿死了。这基本上是一种非赢即死的局面，因为日本人就是不投降。

在瓜达康纳尔岛探险期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这里的热带环境充满了色彩。毕竟，我们已经习惯了观看关于二战的黑白新闻片。有一次，我们确实讨论过将这部电影拍成黑白的，但这个想法最后还是被否决了。所有这些暴力行为都发生在色彩如此丰富的环境中，这种冲击力是非常惊人的，我们觉得用任何其他方式去讲这个故事都是不准确的。在对这个地区深入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对影片的调色和色彩有了很多不错的想法。

Q：你为这次拍摄选择了什么摄影机？

约翰·托尔：所有的器材都来自洛杉矶的潘那维申。我们拿了几台轻量级的铂金相机机身，一台用于稳定器，一台用于手持设备。我们的第二摄影组由Gary Capo负责，他有几台Panastars和一台Arri。在镜头方面，在斯坦尼康上我们使用了Primos和C系列镜头。我们也有3:1和11:1的变焦镜头，但我们并不常用。《细细的红线》几乎是一部全广角拍摄出来的电影，所以我们主要使用更宽的镜头拍摄，比如40mm和50mm。我们的特写主要是用75mm或100mm的镜头。我们不断地争取把尽可能多的地理环境拍进画面。每当我们戴上一个更紧的镜头时，就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Q：你能举例说明灯光条件是如何影响你和演员的工作的吗?

约翰·托尔：我很喜欢片中饰演那个疯狂上校的尼克·诺尔特(Nick Nolte)和他的副官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之间的一段情节。这个场景发生在战斗进行到一半时，诺尔特告诉库萨克不要担心士兵的死活，要集中精力向山上冲锋。我们当时在一座山顶上，周围都是被炮弹摧毁的树干，这个场景非常适合外化角色的内心想法。为了在这个场景拍清楚演员的面部表情，我们选择了一个光线充足的角度拍摄，并且生了些烟来软化刺眼的阳光，也为镜头增加了一点动态。总之我们既想要展示环境，也想要创造完美的拍摄角度。这是我和泰伦斯的共识，因为那里的风景实在是太棒了。

Q：这段经历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约翰·托尔：去瓜达尔卡纳尔岛实拍有利于我们了解当年战争的真实环境。事实上，这里仍然有很多战争时期留下来的东西。当地人给我们看了他们的藏品，包括武器、制服、头盔等等。我们经常在岛上的某个角落中发现战斗的遗迹。其中一名助理导演甚至被埋在地下的一枚炮弹壳绊倒。

生活在那里也让我们对那里的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事情有了更好的理解。岛上丛林的环境非常恶劣——又热又潮湿。我们参观了书中描述的许多战役的遗址，你无法想象那有多可怕。一想到这些人要在如此危险和残酷的环境中生活好几个月，还要打仗，我就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当年在这里打仗的士兵所做出的牺牲，希望我们的电影最终能表达出这一点。

我相信泰伦斯最希望通过这部电影传达的是：战争中真正的敌人是战争本身。某种程度上说，战争中的任何一方其实都是受害者。我很感激泰伦斯和格兰特给我机会参与到这部电影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