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响应》：那些你身边的超级英雄！

2021-04-14 09:45 发布

《一月》

杨楠张涛

去年四月武汉解封之后，我持续被一个问题所困扰：这是一场灾难，所以什么留下了，什么会被忘记。我们可以如何去面对这场灾难，人又如何面对自己的记忆。

第一集的内容是尽可能还原早期疫情。

受益于《一级响应》制作团队的坚韧和上级部门的帮助，在前期的拍摄过程中，我们做了许多独家的采访。作为一个纪录片团队，能够采到的采访，我们都够到了，虽然这些采访并没能完全帮助我完成心中的那副拼图，却解答了一些关于人心的困惑。

去年四月初对武汉病毒所的采访，是他们首次接受长篇幅的专访。石正丽和袁志明都哭了，他们的眼泪不是为自己而流，石正丽为武汉所经历的磨难而流泪。她第一时间检测出不明原因肺炎是冠状病毒，也第一时间做了基因组测序，后期参与了病毒检测、疫苗的研发、科研等等。

但她认为自己应该做的更多，做得更好。袁志明的眼泪为自己的同事们而流，他相信真相终有一天会到来，在此之前，他为自己病毒所所有成员所成承受的误解和质疑而感到痛心。

有时候你会觉得袁志明有些过于乐观，但当他说到自己独自开车回去，看到这个空荡荡的城市，不禁落泪。好像突然理解他那种昂扬的乐观，是展现给病毒所全体成员的。没有人知道迷雾何时散开，他就源源不断地位病毒所的科学工作者们打气。

无论是一线的医护，还是中央各级部门派驻武汉的工作组，大家都曾在采访里说过一个共同的感受。有那么一个月，大概就是一月中下旬到二月中旬，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转折点出现，好像没有尽头。我有时候再想起他们当时说这话的样子，眼睛都会酸。

在后期制作的过程中，我再看石正丽、张定宇、焦雅辉、钟南山、曾光、杜斌、严佑琴、黄朝林等人的采访，依然会被戳动。他们都足够坦诚和坚强。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有遗憾（这往往因为他们想做的还有许多），还有许多反思。张定宇说，历史会有公断。

采访时，我有几刻不知道要不要问下去，担心会冒犯到受访者。但张定宇总是给我一个眯眼的笑容，鼓励我继续问下去。当他说，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说出这么大的话，但我从心里真的觉得，我们要保卫我们的人民，要保卫我们的城市。

海量的素材并不能都浓缩在五十分钟的片子中，但有些散落的点，或许能给观众管中窥豹。

我的一位受访者偶然听到了我们素材中的”市长专线“，立刻哭起来。她说那个语音语调，还有说的话，都和一月上旬的她一模一样。她也打过市长专线，一天打了11个，她问，谁能救救我妈妈。她在这场疫情中失去了爸爸妈妈。我很难找到内心平衡。

疫情期间，在武汉的三个多月里，我遇到了许多勇敢坚强、慷慨无私的人们，比如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我都混在各个医院或医疗队驻地吃饭。有天深夜采访结束，滴滴的志愿者司机非要将自己的两盒盒饭分我一盒。还有那些勇敢的医护人员，这些在我们的片子中都能看到，虽然不足以描述。我有时候会想，这真是人性光芒闪耀的时候啊。但另一方面，这是一场灾难，巨大的灾难。我们失去了数千名同胞，落在每个家庭上，都是突如其来的永别，不能见到最后一面的遗憾。

一年的制作周期，其中的曲折实在折磨人。整个团队都很有冲劲很有韧性，扛住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点上，我深受团队的感染。历史是个意义不断失落的过程。新闻报道、自述、统计数字、文件、影像等等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仍只能传递不完整的信息。唯有将瞬息闪烁的历史断片——比如亲历者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一一组合，才能唤回其中不断消逝的深层意义。这也就是纪录片的意义。

所有解说词中，我最喜欢的一句是：这是一场人民战争，由14亿人民打赢。

《贰月》

孙尧蒋逸哲

3月13日我们到达武汉，当时武汉疫情的整体态势虽基本稳定，但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物资短缺，食宿交通等条件很不理想。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可以克服，但对于创作而言，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形势稳定以后，我们无法拍到疫情初期的画面。

很多当时在第一时间拍摄到的素材对我们非常重要和珍贵，需要用尽一切方法去获取这些素材。还有就是面对多方的信息来源，需要一一核实，进行选择和取舍。

想在最快的时间内梳理出人物故事脉络和制定拍摄计划，需要通过采访，回述，结合当事人手机里的视频和照片，和记录现在进行的事件去丰满故事结构。

很多人经历了失去亲人的伤痛，不愿面对镜头，获取他们的信任接受我们的拍摄成为了我们工作中最大的挑战。比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因公殉职，妻子蔡丽萍强忍悲痛仍坚守在抗疫最前线，她一度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和拍摄，我们用一次次真诚和真心的沟通最终使她面对镜头和我们讲述她的故事。

比较惊险的场景是我们有一次去医院拍摄外景，没有穿隔离服，只佩戴了普通口罩，突然看到很多康复的病人在办理出院手续，想都没想就冲上去采访，问他们出院的感受，可谓是零距离的接触，等采访拍摄结束才发现周围所有的人都穿着防护服，当时是一点意识都没有，后来想想还是觉得有点害怕。

另外，在医院“红区”的拍摄也是我们拍摄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我们接受了严格的院感培训，克服了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不适应，尽快调整和恢复，随时进入“战时状态”，厚重的防护服让我们行动变得迟缓，泪水与汗水让我们的视线变得模糊，持续数小时的拍摄是对我们极大的考验，我们的体力和意志力都达到了极限的程度。

对我个人而言，能够有幸参加《一级响应》的拍摄和制作，是我一生中宝贵的经历和财富，我收获了来自团队的温暖和我们纪录片里拍摄到的所有的人给我的力量！

我们记录下了所有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救治生命的动人时刻，所有为这场战疫拼过命的每一人的鲜活画面，都将会永远留在共和国的影像史册之中。伟大的抗疫精神也将会指引我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永远怀有克服和战胜所有困难的勇气，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去感受温暖，感恩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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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贰月”，是中国抗疫战中的一个月份。

2月3日起，用十天时间抢出来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始收治严重病患，实现党中央下达的“应收尽收”战略。

2月7日凌晨2点58分，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感染新冠不幸去世，享年34岁。

2月18日上午10时54分，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走了，生命定格在51岁。

……

短短一个月时间里，武汉市就有数百名医护人员感染，甚至以身殉职。全国的医务人员前仆后继，舍身忘死的精神，震撼了每一个中国人。但当我看到的大量现场素材后，心中的震撼更甚。

最初接到任务的时候，我曾一度陷入了自我怀疑，担心自己能不能顺利完成《一级响应》——《贰月》这一集导演的职责。总导演给到这集的表达非常诗意化：“霜重角声满”，尽管霜浓雾重，困难曲折，但中国人民向新冠病毒宣战的号角已经吹响。这意味着第二集是纪录片故事真正的开始，人物的登场和伏笔的埋设，片中主要跟拍对象的命运变化都从这里起步。

但最开始接触到的素材却是来自四面八方，人物千头万绪，拍摄采访时的随机性和目的性也各有不同，想要从大量素材里，寻找到最能与观众产生共情的真实镜头，成了我最大的愿望。

所以一开始制作时，我纠结于内容的真实性和可看性，沉迷于细枝末节不能自拔。最后在广电总局和总导演的指导之下，确定了以重大历史节点下的人物故事进行构建。

在三四周内，我和另一位导演孙屹立共同分看了120多T的素材，最终整理出一份表格，详细地按时间顺序梳理出一条条人物命运的变化线。至此，才开始有把握展开故事了。同时《贰月》这集是安排在最早完成的，所有实验性的叙事方法，画面开创性的剪接技法，都主要在这集里先进行尝试，因此整个试错的过程痛苦而漫长。

《贰月》记录了看似平静的“封城”背后，实质是全国人民逐渐把劲拧成一股绳的过程。

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段落是，那个病得已经站不住的熊阿姨还在叮嘱着社区工作者和家人：“不要怕，要坚强，要冲……”。特别是女儿要上前来搀扶，熊阿姨使劲挥手推开女儿，并严厉阻止老公靠近她的那个下意识反应。她担心自己得了新冠，再传染给家人，因此坚定地要把他们推开。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素材的时候，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

我们大量选择用亲历者的影像来记录这段时光，用亲历者的话语来为这段历史进行描述。无论是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志愿者司机成冬和乘客的对话、志愿者快递员汪勇的小视频，还是患者阿念的自我记录、医务工作者和百姓的手机视频等，都是为了从更多的个体角度展开对于这段时光本身的观察和记录。

个体亲历视角的命运随着整个抗疫过程起伏跌宕，平凡而又真实，普通而又伟大。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站在他们身后。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有一段纪录影像我们用了维姆·文德斯在《地球之盐》中的表现手法。减少画面上的其他信息元素，试图让观众聚焦在照片本身的细节和上海中山医院出征武汉的领队朱畴文副院长的录音上，最大程度地发掘内容本身的魅力。

这里特别要感谢解放日报的同行记者们，他们拿出了最好的照片支持我们进行创作。这些有情感的照片组合叠加起来，凝固了时空，蕴含着惊心动魄的力量。

这次《贰月》导演的经历，让我在素材深度挖掘和剧情构建上的能力获得了小小的进步。

在120多T的抗疫影像纪录采访素材中，我看到了医护工作者英勇坚毅的行动背后，作为有血有肉普通人的那份感情；看到了社区工作者在纷繁复杂、日复一日服务工作的那份耐心和责任心；看到了政府和各级组织从上到下一致行动起来后的雷霆作风；看到了最质朴的爱和眼泪；看到了很多双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坚定信心；看到了很多张脸在拿下口罩后的温暖微笑。我对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责任有了全新的理解。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段文字：“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千樯，你做出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的普通的一天。”二月是一个普通的月份。但2020年的《贰月》，却因为有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变得波澜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