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王家卫这样的导演,怎么聊,什么时候聊,都不会腻。
上礼拜,有幸和人大文学院副教授苏涛、“枪稿”主编徐元两位老师一起重谈王家卫。
当然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为苏涛老师翻译的新书捧场——《王家卫的电影世界》。
书名听上去波澜不惊,但其实这是英文世界里第一本关于王家卫电影的研究著作,由马来西亚著名电影学者张建德教授撰写,在2005年发行过。
由于当时王家卫的《手》《蓝莓之夜》以及《一代宗师》还没有公映,所以苏涛老师这次在翻译前,特地与张教授沟通,补齐了三部“新”作品的论述。
书中有个亮点,就是谈及了很多影响王家卫的文学著作,如曼努埃尔·普伊格、胡里奥·科塔萨尔,以及村上春树、刘以鬯等。苏涛老师这次在翻译过程中发现,《春光乍泄》最初的英文名就是“Buenos Aries Affairs”,即“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这就是普伊格一部小说的名字;再比如《阿飞正传》与普伊格小说《伤心探戈》(Heartbreak Tango)之间的微妙联系。
所以,《王家卫的电影世界》还蛮学术的,读起来当然也很爽。但要推荐给广大王家卫影迷,我们还是得“不学无术”一点。通俗点说,聊王家卫,要像闲聊,但又不全是云淡风轻。
对了,这本书的装帧不错,特别有那种时间的朦胧与华丽。
我们的谈资,自然也是从王家卫与时间的关系展开。
徐元:苏涛老师说2005年之前,英文世界没有王家卫研究的专著,是不是因为之前香港电影都被美国人当B级片看待?
苏涛:我印象里,他是在拿到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以后,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在欧美各地有了一定知名度,特别是通过艺术院线获得了一大批粉丝,尽管是小众的,但总的数量并不少。
法兰西胶片:王家卫在1997年凭借《春光乍泄》拿到戛纳最佳导演,尽管之前陈凯歌拿过“半个”金棕榈,还有其他华人导演拿到过评审团大奖,但是还没有华人导演得到过最佳导演奖,王家卫是第一个,杨德昌的《一一》过了几年之后才拿的。
《春光乍泄》片场照,王家卫凭此片获得第5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其实1989年,王家卫拍完《旺角卡门》后去过一次戛纳,做过展映。我印象中大概在2000年初,王晶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这件事,他说其实王家卫是很精通“商业”的,1989年王家卫去过一次戛纳,回来之后有一些想法。
可能就是那次旅程开了眼界,因为以往香港导演很难在欧洲三大上有表现,而且当年拿最到佳金棕榈大奖的是索德伯格的《性、谎言和录像带》,这部片子成本非常低,没想到一鸣惊人。索德伯格这部影片是他的处女作,而《旺角卡门》也是王家卫的导演处女作。这些东西对王家卫是一个巨大的刺激。
徐元:索德伯格拿到金棕榈大奖时才26岁,他上台领奖时说“从此我的人生开始走下坡路了”。
法兰西胶片:哈哈,是有这么一个小段子。大家都很好奇,王家卫怎么变成现在的样子,他怎么一步步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他之前都有些什么经历?其实在拍《旺角卡门》之前,他做了快十年的编剧,甚至都没有想过做导演。我记得王家卫最早的编剧作品是《彩云曲》,《彩云曲》是刘德华的银幕处女作。
从那时候开始,他参与的创作大都是那种都市的、爱情的、小男人的、喜剧的电影剧本。后来是给新艺城做“头脑风暴”,创意开发。
王家卫当时还是刘镇伟的编剧,写了《猛鬼差馆》,类似刘镇伟后来《回魂夜》那种风格。王家卫在获得金像奖最佳编剧提名(《最后胜利》)之后,他的妻子(也是他创作的幕后推手)鼓励他,必须做导演。
苏涛:刚才两位都提到了,王家卫和香港电影工业体系有着很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王家卫是一个非常了解电影工业、在香港电影工业摸爬滚打多年的电影人;另一方面,随着制片成本越来越大,他也受到很大压力。他和香港电影工业之间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关系。
王家卫的影片看上去都是香港电影比较常规的、比较成熟的类型,比如黑帮片、爱情片。但他在每部影片之中,都注入了高度个人化的元素,甚至于改写我们对这种类型的认知。当年《东邪西毒》上映以后,口碑呈两极化的趋势,赞同的声音和批判的声音几乎一样强烈。这从一个侧面反应他是如何利用、操纵,甚至最终改造香港电影既有的类型,并为自己所服务,为自己风格所吸收。
这也是本书作者张建德的观点:王家卫的创作根植于香港电影类型之中,但又对这些类型进行改造,将其纳入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这是他创作特色的一部分。
徐元:大概几年前,北京国际电影节把王家卫的电影都拿来放一遍,我集中又看了一次,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哪怕时隔二十多年再看,王家卫的电影毫不过时。但现在再回过头看那些当时很风光的港片,感觉糙得不能再糙,哪一个环节好像都不达标。但王家卫不会,他的很多技巧和手法很先锋、很大胆,很厉害。现在很多年轻导演流水化的拍法,跟他比起来简直差太多,即使拍出来也是二十年以后没法看的电影。
苏涛:《阿飞正传》对王家卫的创作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代表他进入到杰出的作者行列,有了自己非常鲜明的(不管是主题上还是视觉风格上的)创作特色。这部影片是由“影之杰”(邓光荣担任监制的一家公司)制作的,影片花了好多钱,在当时算是大制作,最后没有获得理想的票房。
王家卫自己接受访问的时候提过,老板还是很宽容的,说下部影片可不可以拍类似于《旺角卡门》那样的,不要那么文艺就好。王家卫说我已经知道要拍什么,不能再回头。所以就离开了“影之杰”,建立自己的制片公司。
我同意徐元主编说的那句话:王家卫的作品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坊间传闻,王家卫拍《阿飞正传》拍到老板破产,甚至说他不负责任,只顾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为投资人着想。王家卫对此做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回应,他说不管做什么行业,不光电影、其他行业也是一样,难道不应该精益求精吗?做什么东西都要尽可能做到最好,难道这是错吗?
所以王家卫觉得要掌握对影片的主导权,光当导演是不够的,要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从前期的创意、策划、融资,到整个拍摄过程,再到最后的发行等,他都要有所掌控。所以他的影片后来出现这样的状况:从筹拍到最后上映要耗时五年、七年,像《2046》,特别是《一代宗师》都是这样的情况。
王家卫电影公司
徐元:据闻李安特别羡慕王家卫,说我也好希望在片场整天戴墨镜,把一群大明星叫过来,一拍好多年,然后突然有一天说,拍过的通通不要了,重拍。太潇洒了。因为自己做老板,做独立制片,没有老板干预,但王家卫的压力可能在于参加戛纳电影节之类的国际影展。确实他一辈子挺潇洒的。
苏涛:另外一方面,好莱坞的体制不一样。在美国拍片,每天工作多长时间都有明确规定,不可能不断重拍,即便重拍也必须要给制片人合理的理由。但是在香港,王家卫就有这样的权限,可以不断的、反复的尝试。这本书里也提到王家卫独一无二的拍片方式:白天在酒店里写剧本,下午制片人给演员发通告,晚上开始拍。这在美国电影工业体系里面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研究粤语片的历史,发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粤语片常被指责为“粗制滥造”,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七天、十天拍完一部影片,拍之前没有剧本,想到哪儿拍到哪儿,这在当时是被批评家痛批的。今天,这反而成了王家卫独一无二的拍片方式。不知道两位主编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徐元:我觉得“条条大路通罗马”,好莱坞工业那套东西也不一定就是绝对正确的。有太多这样的案例,比如黑泽明当年跟好莱坞就合作不下去,因为黑泽明拍片精益求精,事无巨细都要掌控。他说我要拍三百年、五百年后传世的电影,而好莱坞每个小时要干嘛都算得很清楚。
法兰西胶片:当时香港电影工业大部分都是这种模式,像徐克也会频繁改剧本,甚至于拍完了、剪完了,他还要想办法再改一下剧本。剪完还要改一下,那怎么改?他说这个间隙能不能加一句话,让演员再配个音,演员的嘴都没动,台词就能蹦出来。
不断延长制作周期,让王家卫承受很大压力,他也不是完全都能扛得住。当年拍《东邪西毒》,在大沙漠里拍了好久,半年之后刘镇伟来探班时发现王家卫还在拍同一场戏。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时间的幻觉吗?时间的灰烬吗(《东邪西毒》英文名直译即“时间的灰烬”)?
《东邪西毒》英文版海报
刘镇伟说你把班底给我吧,我来拍一部喜剧片,王家卫也参与到这部喜剧的创意当中,所以就有了《东成西就》。在我看来,《东成西就》是没有周星弛参与而能达到周星弛那种效果的电影,非常经典。后来王家卫也在创作间隙拍了《重庆森林》,大概两个月就拍完了。拍《重庆森林》的时候,王家卫推动演员融入真实环境当中,他用自然光,实景拍摄,剧中梁朝伟那间公寓其实是杜可风的家。据闻王菲拍戏时穿的一件T恤,感觉太像明星了,结果导演找来一个剧组工作人员,把她的衣服给王菲换上,就是这么拍下来的。《重庆森林》票房不错,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很多粉丝,昆汀·塔伦蒂诺就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徐元:最近,美国的标准收藏(CC)公司出了王家卫的全集,他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华人导演。以前王家卫的作品CC也出过,但都是单部影片,现在做成一个套装。CC出过全集的导演,基本都是世界级的电影大师,比如瓦尔达、费里尼等。
苏涛:庆幸的是,到90年代以后,王家卫在香港电影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可以凭借自己的知名度、融资能力,以及在欧美艺术院线的号召力,在与资本主义制片体系博弈的时候占据上风。张建德做出了这样的论断:王家卫的存在证明,他可以不依赖香港电影工业而存在,但香港电影万万不能没有王家卫。
法兰西胶片:大部分观众进入到王家卫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刘镇伟代入进周星弛的东西,但其实那些东西是王家卫的情感表达,哪怕是在《功夫》这样的喜剧片中。
本来当年准备息影的刘镇伟从加拿大回来帮周星弛拍《功夫》(刘镇伟是编剧之一),片子里有句台词我印象特别深,周星弛的角色第二天醒来之后发现身上的伤都好了,林子聪的角色问他,你的伤怎么好了?周星驰说我完全不记得啊,林子聪这时候说:“忘记也好,记忆是痛苦的根源。”这句对白其实是刘镇伟从王家卫那里借用过来的。大部分观众其实是通过周星弛潜意识接近王家卫的电影情感,这个很有趣。
苏涛:刘镇伟是王家卫早年非常重要的合作者,两人是志同道合的搭档。王家卫在访谈里说了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刘镇伟对电影人有这样的划分:一种是“做电影”的,有一种是“拍电影”的。
“做电影”的人要从整体上考量,从创意、策划时就介入,特别要考虑影片能不能卖钱,如何营销。“拍电影”的人就是专注于电影艺术本身。按照这个划分,刘镇伟是“做电影”的,而王家卫是“拍电影”的。刘镇伟和王家卫两个人的合作,至少在某个阶段是相得益彰的。
徐元:一直到《天下无双》他们还在合作。
苏涛:《天下无双》应该是他们最后一次公开的合作。
徐元:我采访过刘镇伟,他说自己在泽东公司没有任何股份,也不参与经营和股权方面的事情。
法兰西胶片:对,可能因为时间久远,信息量的忘却,直到现在网上还会讨论王家卫身上的很多谜团,就比如说为什么要戴墨镜。多年前有一个香港记者同行跟我说,王家卫有眼疾,不戴墨镜的话闪光灯对眼睛损伤比较大。
徐元:王家卫在很多场合都是戴近视眼镜的,拍《一代宗师》的时候我采访他,我们首先做了一个视频录像,他全程都戴着墨镜,很有艺术家风范的。后来视频的设备全撤了,剩下就是文字采访,报纸、杂志这些平媒,他一下就垮在沙发里,松驰下来,马上把墨镜摘了,戴上近视眼镜。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当王家卫戴上近视眼镜的时候,他就是个普通人。一旦他戴上墨镜,他就是大艺术家。王家卫这个墨镜跟戈达尔是同款的,他是在向偶像致敬。戴上墨镜他就是大导演、大艺术家,墨镜可以隔绝眼神交流,你看不见他的眼神,那是很酷的。
当年王家卫做客《艺术人生》,主持人非让他摘墨镜,他坚持不摘。我认为他戴墨镜就是要制造一种神秘感,墨镜戴上了,他对你就是不可知的。当他把墨镜摘掉,戴上普通近视镜时,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混在人群中大家也不知道他是谁。
法兰西胶片:他戴墨镜有没有自我保护的成分?他需要有安全感,需要与大众有一定的疏离?
徐元:他在片场拍戏的时候也戴着墨镜,在演员面前“扮演”导演的角色。因为很多演员吐槽说,我一遍又一遍地演,到底哪个更好?他也不说,就一直让演员没完没了地演。因为王家卫个子很高,一米九上下,气场很足,又戴着墨镜,你看不到他的表情和眼神。
黑泽明也长期戴墨镜,据说黑泽明、森田芳光、戈达尔都这么戴墨镜,所以王家卫也要这么戴。这个我觉得这是他导演“上身”的标志:戴上墨镜就是大导演。
戈达尔和黑泽明
苏涛:刚才两位说的这些说明一个问题,王家卫非常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此外,他会给影迷一些暗示,不断引导观众或者批评家、影评人对他的影片做出某些解读。比如《阿飞正传》拍完以后说要拍下集,但是没有拍成。
王家卫说,尽管《阿飞正传》下集没有拍,但其实在其他影片里都完成了,比如《花样年华》《2046》。很多导演都会用这样的手段,来调动批评家或者观众对自己的影片做出某些解读,也可能故作神秘或者做出模棱两可的表态。
徐元:王家卫的传奇不单在于他的影片本身,还有围绕他的各种奇闻异事,比如《2046》参加戛纳电影节,拷贝迟迟没有准备好,是他和他太太拎着拷贝箱过去的。说是六点放映,三点钟拷贝才送到,法国警察骑着摩托车给他开道,把拷贝送到戛纳放映……凡此种种,颇具传奇色彩。
法兰西胶片:我不知道苏老师怎么看他去好莱坞拍《蓝莓之夜》。这个片感觉不上不下,没有像《2046》那么大的讨论,好像拍外语片跟中国电影的血脉稍微疏远了。不知道您怎么看他这个创作?
苏涛:这毕竟是王家卫的第一部英语片,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或者差异非常大的制片环境里拍摄,而且面对的市场也有所不同。但是《蓝莓之夜》里面还是能找到王家卫之前作品常见的主题,比如对爱情的失望,分离的痛苦,自我救赎等等,他还是在描写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困难,或者如何重新寻回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在这个意义上讲还是有相似的地方。
尽管跟之前我们所熟知的作品比,《蓝莓之夜》的风格没有那么突出、那么强烈,这和他在不同的制片环境创作也有一定的关系。总的来说,《蓝莓之夜》的评价并不是特别高。
王家卫在《蓝莓之夜》片场
徐元:我觉得看王家卫先从《蓝莓之夜》看起挺好的,很甜蜜的一个小品,又好看,又有明星。如果上来就挑战《2046》,跟我六年级看《阿飞正传》一样,看得不知所云。
苏涛:《2046》可能是他作品里最复杂的,特别是时间、空间不断变化,还与之前作品形成一种互文。如果你没看过《阿飞正传》,肯定不明白梁朝伟那个角色和咪咪(露露)两个人的谈话是什么意思。
徐元:这些角色都是互相联系的,我觉得有一个“王家卫宇宙”。我们一般会觉得,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是从《阿飞正传》里面出来的,从《花样年华》一直到《2046》。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张曼玉也是。她在《旺角卡门》里面就已经有“受伤的女人”那种气质,《东邪西毒》有她,《2046》也有,《花样年华》也有。这个“宇宙”的一半是梁朝伟,另一半是张曼玉。只不过张曼玉在王家卫后来的作品中戏份比较少,而梁朝伟一直延续到《一代宗师》。叶问战后移居香港,小西装一穿,感觉周慕云又回来了。后半段谈情说爱,还是典型的王家卫的东西。
法兰西胶片:香港有一个新导演,叫黄精甫,他当年拍了一部影片,格局非常大,名字叫《江湖》,这个片子的结构很像《旺角卡门》,讲的是刘德华和张学友两个人要刺杀一个人,他们是大佬什么的。看到这片子,好像有一种“接棒”的感觉。当然那个导演后来创作不太顺,不知道近况如何。
《江湖》海报
苏涛:总的来说王家卫是不可复制的,是比较独特的个案。
徐元:艺术家必须是不可复制的,再有第二个齐白石、梵高肯定是赝品。
苏涛:刚才我们也涉及一些问题,比如王家卫对时间的操纵。这本书英文标题“时间的作者”就是讲王家卫是一个特别善于调用、操纵时间的导演。我想王家卫对时间的表现是蛮值得讨论的,这在《2046》这部影片表现得最明显:片中有未来的时空、过去的时空,包括对过去的怀旧等,这些在他的作品里都有非常精彩的阐释。
徐元:这是一种特别文学化的表达。我看了张教授写的这本书,从影片的片名论述时间的流逝,这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阿飞正传》的英文名字也挺到位的 —— Days of Being Wild —— 讲来讲去就是时间。王家卫是移民,他父母60年代初带他移居香港。我看过别的访问,他哥哥、姐姐留在上海,他爸爸要求他们不要断了联系,要经常互相写信,他的哥哥、姐姐就会讲在上海的生活,或者读苏俄文学等经历,所以王家卫在香港也读过这些大陆年轻人读的苏俄文学。
王家卫生在中产阶级之家,老爸做夜总会生意,加上王家卫身处香港的“小上海”,他似乎特别迷恋过去的时光,类似普鲁斯特那种,所以拍来拍去都是这些东西,怀旧。我觉得他的作品能这么流行,本质上跟社会心理是有关系的:我们之所以怀念过去的东西,因为得不到或者错过了,于是我们给它加上滤镜。王家卫能把这个东西拍得特别逼真、好看。
苏涛:王家卫的怀旧,包括对老上海格调的营造,包括“1960年代三部曲”,从《阿飞正传》开始,一直到《花样年华》和《2046》,都涉及过去的时光,特别是1960年代。他在作品里对1960年代是情有独钟的。
法兰西胶片:他是对自己记忆非常依赖的一个人。他形成自己的记忆,开始描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觉得那个世界是最重要的,不论那个世界有多好或多糟糕,可能那个形态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他在成长阶段看《百年孤独》这样的作品,于是把文学上的符号投射在阿根廷、南美。
他说世界上离香港最远的地方是阿根廷,挺有意思。最后我们各自说说大家最喜欢的一部王家卫电影吧。
徐元: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重庆森林》,因为它时髦、新颖,前一个故事讲到一半,又串到后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挺帅的,而且它是很都市的,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没有那么苦情。所以我蛮喜欢的,包括音乐和节奏,更对我的胃口。也可能因为我小时候看过的那几部都不喜欢,所以受了心理创伤。
苏涛:我最喜欢的还是《阿飞正传》。这是确立他重要作者地位的影片,他对时间的表现、对人物心理的刻画,还有出色的视听语言,特别是张国荣非常出色的演技,都让人难忘。用一句话说,王家卫在尽其所能,拍出了那个年代最好的一部香港电影。里面的很多细节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比如片头伴着吉他的声音,出现的翠绿色的菲律宾雨林的画面,再比如张国荣莫名其妙死在一列不知道开往何处的列车上。虽然他后面的作品可能技术更好或者更绚丽,但打动我的、一直让我难忘的还是《阿飞正传》。
法兰西胶片:我最喜欢《东邪西毒》,它更形而上。王家卫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去拍自己最熟悉的东西,这里所有人的生活都和在城市无异,所谓的城市人病症,只不过环境是沙漠。他的故事是回环结构,到最后这个人在同样的环境里说出类似的话,情绪的冲击力非常强。《东邪西毒》至今都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王家卫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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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豆豆酱 来源/数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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