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金球奖终身成就奖时，梅丽尔·斯特里普引用了已故好友凯丽·费雪的话，“收拾起破碎的心，把它变成艺术。”电影业在2020年无疑是艰难的，历经春节档撤档和影院关闭，许多从业者停工半年。陈可辛、管虎和王晓振各自回忆了2020年的一个难忘时刻，有的关乎疫情影响、电影业停摆，有的是家庭琐事——和妻子吵架。导演们不约而同地感慨，对艺术创作而言，无论大困难还是小挫折，终将成为养料。今年年初，我第一次给自己定了新年目标——要多留时间陪陪女儿。过去两年，我连续导了两部电影，几乎错过了她成长最重要的12岁和13岁。我决定今年一定要多陪她，弥补她，跟她一起度过她的14岁。没想到从1月22号开始，近300天，我们每天都呆在一起，补得有点猛。与此相反，今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我父亲，一天都没见上面。他住在泰国，疫情封锁后，我们就被隔开了。虽然每天都会facetime，聊电影，聊美国大选，但放下电话仍然会失落。这就像是我2020年的一个缩影：突然间，有的东西被拉近，有的距离被扯远。我和君如开玩笑说，我们就把今年当成提前“退休”吧。在一起20多年，就算当年恋爱的时候也没有这么长时间一直一直待在一起。这段时间也让我对亲密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年初《夺冠》上映前有几周时间我非常焦虑，焦虑到要吃药，直到君如飞到北京陪着我走完后面的首映，以及和我一起对抗疫情暴发撤出春节档后，等待重新上映过程中时不时的情绪起伏。这个过程里我常想到一句话——“stuck in limbo”，就像大家都说濒死的时候你会面向一束光，不知道你要去哪儿，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整个人飘在这种状态里，然后在这个状态里慢慢去习惯，去想后面要干嘛。现在我和君如每天都做大量的运动——我每天游一公里，踩单车或者徒步一个小时。体重和体脂回到了1983年的状态，那时候我才21岁。没想到自己还会有这样的一天。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其实挺有毅力的，说做到真的能做到。50岁之前我是完全不运动的，现在我觉得我能运动到 80 岁。2020 年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大家都停摆了，工作也停了，但是我又找回了一些我以前没尝试过的事情，也给了时间让我重新去了解自己。这一年因为没有工作，似乎是远离了电影，但是每天看书，上网看电影。电影和我的关系又回到1983年。这有一种久违的和电影的亲近感。电影又变回我的兴趣，而不是我的工作。我这两周特别强烈地想回到那个最单纯、最简单、最不懂电影工艺，更不懂电影市场计算的时候。我要重新出发，把以前的包袱、成就和缺点都抹掉。这个对于我现在这个年龄来说特别重要。我以前常觉得有个说法很奇怪，但其实是不错的，人应该是 55 岁退休，65岁或者70岁再回来工作。你要是65岁退休，其实身体已经不行了，玩不动了。女儿也不会在你身边了。2020年时间就像被静止了一样，对我来说，过去的十个月就是“特别的一刻”。这“一刻”让我体会到了“退休”的快乐，也让我想清楚了自己在真正退休前还有很多内心里想去完成的事，想要去坚持走的路。2020年最难忘的时刻，是在一月中下旬的某个下午，一个接一个的微信、电话告诉我：院线全停了。那会儿北京下了一场雪。我看着窗外，人倍儿少，原来的车水马龙没有了，清冷了许多。我当时正在公司准备电影《八佰》。因为疫情，办公室只有一半的人来上班，也开始有人戴口罩了，都人心惶惶的。得知院线关闭的时候，我的人是晕的、绝望的。好家伙，这么厉害，电影院都封了，大家都不看电影了。我在办公室的座位上一直坐了三个小时，想着，天呐，这往后怎么办。我平时一天能抽七八支雪茄。因为这个事情，我决定把雪茄戒了，那会儿，我点燃了最后一支雪茄。老说今年是庚子年，是有些人很背的年份，被我们赶上了，你根本不知道电影院什么时候再开。当天晚上，朋友们心里都没谱，就一起喝了两口。回到家，北京话叫凹淘，就是丧气。今年是我最富有创造力的时候，是做导演最好的时候，恨不得一年两年就别闲着，连续地出作品。结果天灾来了，突然一下给你喊停了，我心里肯定特别难受，就觉得，哎呀这个时间耽误的，不知道该干吗。我有四五个月的时间没有事情干，就是呆着。呆着的过程中从抗拒、烦躁、闲着耗费生命，到慢慢意识到这段时间的珍贵。因为好多年不做的事情我都做了。比如我左边的书桌抽屉里放着那几个必须得写、得看的东西，放了好多年了。这一次是真的有机会，把那么大部头的书看了好几本，日记也开始恢复写，偶尔用手机拍点短片。十多年没有过这么静的日子。对于我来说，这个时刻等于老天爷说了句话，让我稍微静下来，我觉得是好的，也给了我一个契机让我成长。人家老说，我这么大岁数跟孩子似的，但这一年之后我处理事的态度，想事情的长远观和全局观都会好一些。后来，《八佰》确定上映，我以为我们知道消息的时候会抱在一起哭，结果大家都特平静，我又点起了我的雪茄。王晓振，1989年生于山东潍坊临朐县。2020年自编自导的第二部长片《情诗》获得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长片奖。《情诗》用镜头对准婚姻生活，捕捉创作者跳脱日常的出神时刻，多重戏剧性模糊了真实和虚构的边界。该片由王晓振和妻子共同主演。他们带我妗子（舅妈）从山东老家来北京看病，把妗子安排在医院，我让他们来我这儿住，省点儿钱。我提前跟（妻子）周青说了我舅来，但忘了说表哥也来。那时候我父亲也跟我们住，家里人多，做饭都是周青来，对她来说是个压力。我准备出门接他们，提了一嘴表哥也在。周青一听就生气了，“怎么还来一个呢？”周青是个脾气很直接的人，她不会忍着，她所有情绪都必须马上流露出来。她的语气词，包括她的表情都非常准确地传递出一个信念：我不想让他们来。“这样是不是太混蛋了，而且他们都已经到小区门口了。”我对周青说。以前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去我舅家吃饭，他非常照顾我。人家来投靠，我肯定得帮忙。这时候，房间里就转变成另外一种情绪。我觉得周青做事太过分，周青觉着我误解她，眼里全是泪，天塌地陷了一样。实际上这是我俩性格差异的问题，我后来反思，她只是需要表达一下她的情绪，当我真把亲戚弄来了之后，她还是会非常开心地照顾他们，她是这样的人。但我俩就呛在这句话了，吵得越来越激烈。我爸就在旁边，我舅他们还在门口等着，我很着急，还好面子，就像这边得紧急救人，外面还有一炸弹要引爆。周青一直跟我僵持着，她是不会在这个时候示弱的。她说，行，你跟我吵，那咱看谁能耗得起。这时我舅已经在门口等了10分钟，按理来说我接到电话一两分钟就能过去。我气急败坏，一绷不住，就把茶几掀了，茶碗、杯子碎了一地，还有一个40厘米高、插着绿植的白花瓶。那个花瓶里的水很久没换了，洒了一地，非常臭，整个客厅里一时间全是臭味。家里一地狼藉，但无论如何我得出门去接他们了，只能把情绪强行压下去。一见面，我跟我舅说，“我跟周青刚吵架了，但不是因为你们啊。”你不补一句，人家会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来了，你补了，又此地无银三百两。领到家里后，我舅和我哥坐在沙发上，局促不安，不知道说点儿什么好。我爸在一旁打扫一地的茶碗，所有人都很尴尬，屋里还非常臭，场面显得更滑稽了。我只好提议，正好都没吃饭，我带你们出去吃饭吧。起身出门的那一刻，我舅小声对我表哥说，“把行李拿上吧。”那是一个红色塑料纤维包，放在旮旯里，和碎掉的花瓶留下的气味一样显眼。就这么一句话，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舅一个快六十岁的乡下人，但他不是看不明白，他很敏感的，他能看出来他打扰到我们了。我当时一边阻止他，一边觉得这个场景要是拍下来，放在电影里多好啊。这一幕就发生在我们从FIRST青年电影展回来后不久。就像《情诗》所展示的那样，我生活中经常会抽离出来，家里也放着摄像机。一个正常人的现实生活，你高兴的时候，就应该很高兴；你难受的时候，就应该很难受。但是你突然有一个创作视角，你就会在一个本来所有人都应该很难受的状态里，突然变成了一个局外人，你会觉得回头把它做成一个电影的场景应该很不错。在没有能力找投资的时候，没有能力天马行空虚构的时候，你只能从自己的生活里挖掘素材。卡佛说，“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他给了我一种方法论，后来这形成了一种创作习惯。我不确定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但它肯定会影响生活。能够很心安地不去创作，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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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雨思 杜梦薇 来源/导演帮（ID：daoyanbangwx）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fJj8qdBPmlHVNnwV4158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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