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徐玮超：纪录片在纪录当下，更在补足历史

一群新疆少年，在球场奋力奔跑，他们或因剧烈的运动表情狰狞，或因即将失利而怅然若失。这是纪录片《告别十二岁》的一个镜头，也是被摄影机纪录下的永恒瞬间。

导演徐玮超作为纪录者，已经和少年们相处许久，他清楚有的孩子希望通过比赛获得关注，甚至向梦寐以求的职业化发展。他更清楚，对这些生活在新疆小城的少年而言，当摄影机介入生活，一扇连接世界的窗口也被打开。

通过这扇窗，更多人看到了自己生活外的现实故事，看到少年们在球场上挥汗如雨、每球必争的拼劲儿。站在一旁观战的徐玮超，也在特殊的地域、时间和场景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采。

这种「风采」在生命中难得一见，但在笔者看来，它似乎是忘我的创作状态与不会消退的热爱。为此，就算亏损严重、就算融资困难，徐玮超还是会扛起摄影机，走向那些不被关注的角落，纪录影像、纪录真实，并再次找到属于自己的风采。

导演帮：您是为什么想要系统学习纪录片拍摄的？

徐玮超：有两个原因。首先在技术水平较低的90年代，带子和摄影机等拍摄必需品太贵，一部分纪录片人要为电视台打工。虽然同样在体制下，但纪录片的成本和思想价值更高，所以电视界对纪录片人很尊重。我本科在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学习，受90年代的电视界的影响，我们学院专门设立了纪录片课程，加上用镜头进入现实是大学的价值取向，对我有很大启发，所以这些都算我的启蒙。

其次是自己观影，每次讲到《告别十二岁》，我都会提起两位导演。一是生活在英国的影视学家、藏学家书云，她曾用一年的时间，在西藏拍摄了纪录片《西藏一年》，其中影像人类学与偏考察的拍摄方式让我印象深刻，《告别十二岁》就是对她的一种模仿。二是获得多次金马奖的张侨勇，他的《千锤百炼》暗含很多批判，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但独特的影像语言与团队化的工作方式对我的作品也有影响。

《千锤百炼》剧照

书云与张侨勇的方法都能在我的处女作中找到影子，但伴随记录题材的不同，我开始逐渐找寻自己的风格与声音。

导演帮：那又是怎样关注到《告别十二岁》中三位新疆青训球员的？

徐玮超：我老家在宁夏，我太太的老家是新疆，但我们都是汉族移民，所以在成长过程中，和当地居民互动时会有文化障碍。那作为孩子，对家里与外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会很好奇，也会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

所以拍摄纪录片时，就想寻找汉族和维吾尔族小朋友共同经历成长的故事，发掘孩子们真实的日常互动。很快通过一次足球比赛，我们找到新疆石河子市的一支希望小学足球队。那些孩子们在汉族的文化中探索、碰撞与适应的过程和我很相似，这是最强烈的出发点。

还有一部分地缘因素，我希望带着摄影机进入孩子们的生活中，真实记录新疆孩子在遇到汉族文化时碰撞的过程和碰到的困难。

《告别十二岁》剧照

导演帮：很多青年导演的处女作都会有自己的影子，您也会在三位新疆少年身上找到共情，原因是什么？

徐玮超：处女作不一定要映照自己，但大多数导演的处女作都在2、30岁拍摄完成，人生经历、社会经验、技术水平都相对有限，切入一个陌生的地域或题材很难。所以发现自身经历中独特的故事、挖掘故事的戏剧性和张力，并将其融会贯通，呈现在观众面前，是最务实、最有抓手的选择。

加上拍摄纪录片与观察社会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代人的自我关照要比对外关照要多，那反馈到创作上，你对外部的介入更浅，自我的发掘更深，映照自己也就成了根本。

但当导演到了30、35岁这样的年纪，会发现自己和世界的连接在增加，甚至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此时，青年导演自然会完成从关照自我到关照他人、关照社会的转变。毕竟真正伟大的作品必须是要站在人类共性的高度之上思考。

导演帮：您在纪录片拍摄结束后，还继续跟踪着孩子们，那看到他们的梦想最终破灭，您会不会有巨大的失落？

徐玮超：我觉得还好，从大人的角度看，孩子们的梦想太难实现。比如美国的华裔儿童想当总统，你会尊重他的想法，鼓励他，甚至为其提供可行的方法。但理想真的落空，我们不会有负担，反倒对孩子们追梦过程中的成长和收获很欣慰。

何况对孩子而言，成长恰恰是梦想破碎后，面对生活与苦难所产生的韧性。因为这会催生孩子对世界产生新的认知与理解，所以它很扎实。

《告别十二岁》剧照

导演帮：片中涉及到家人支持新疆孩子学习汉族文化，您觉得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好的吗？

徐玮超：纪录片的传统只是呈现，而不是解读现实。因为现实太混沌了，解读有时反而是问题，很多社会学者花了一辈子时间做研究，也只能解读一小部分，所以纪录片参与社会的方式是建立共情。

导演帮：但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对共情也会有很大阻碍。

徐玮超：对，现实总不尽如人意，就像我希望片子能在社会上引发巨大讨论，孩子们去伊利比赛对未来充满想象，但最后都很难实现。纪录片人介入现实的力度与构建对话的努力也永远不会完美。不过我认为一个真正勇敢的人，是知道生活的真相，却还愿意一步一个脚印的为此努力。这是最务实也是唯一的方法。

导演帮：问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拍摄《告别十二岁》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徐玮超：困难很多，比如拍摄时野心太大，想要的太多。但有时野心反倒成了一种限制。拍摄时你越强势，创作伙伴就越后退，许多设计很难达成。所以做事要像古人说的从善如流，放低自己的态度，找到个人、团队与观众的一致性，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

导演帮：那《告别十二岁》的成片有哪些遗憾？

徐玮超：片子在银幕放映时会很明显感觉到影像质感上的不足，这是我过去习惯小屏观影带来的后遗症，完全没意识到作品和大银幕之间的关联。

尤其是纪录片真实影像的拍法，有大量的跟拍镜头，用来捕捉瞬时的反应和行动，观察人物的心理变化。这就对摄影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像《告别十二岁》中孩子们的家是高度弱光的，家里可能只有一个小灯泡，那就会特别吃光圈，景深也垫的特别浅。还有我们是运动题材，孩子们跑来跑去，跟焦也会特别困难。

《告别十二岁》剧照

好在如今在FIRST等电影展，纪录片和剧情片会被放在一个平台展映。根据反馈看，纪录片的故事性和介入生活的价值，丝毫没有落在下风，观众也很认可纪录片这种形式。相信这种机会可以倒逼纪录片在技术上快速进步，这是很值得欣慰的。

导演帮：您提到了技术进步，那这种进步对青年导演意味着什么？

徐玮超：青年导演的特点就是没钱，但没钱也得拍，所以最近我发现大家会用一些有趣的方法，做创造性的探索。

像去年的《夫妻不是同林鸟》用手机拍摄，今年FIRST获奖的《艺术死了》用osmopocket拍摄，《告别十二岁》用C300和5D3拍摄，低成本都可以实现。所以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创作的门槛。即使视觉效果达不到商业大片的级别，但通过形式上的创意，还是能取长补短。

我认为这也是目前商业片导演最需要反思的，他们正失去创造的诉求与挑战的魄力。

导演帮：技术的门槛被降低，纪录片导演会不会遇到危机？

徐玮超：过往纪录片的影像外界是看不到的，但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出现后，每个人都能站上世界舞台，这对纪录片的文化性和景观价值影响很大。

但纪录片拍摄会在很长的时间内深入观察一件事情，所以现在纪录片唯一能「打」的就是思想价值了，这是其他媒介无法提供的。那么作为纪录片人，就应该在介入社会与漫长的观察过程中看到纪录片的本质和观察事物的本体，通过这种参与式的观察方式，对社会带来思想上的贡献。

导演帮：思想价值是纪录片需要放大的，但可能又是被限制最多的？

徐玮超：是这样的，纪录片的故事价值远远落后于剧情片，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比如之前上映的《第一次的离别》、经典的《触不可及》等优秀剧情片，都是从纪录片出发的。所以就像个体最独特的是内在，每种艺术形式也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那么对纪录片而言，它在时间性上是最独一无二的，所以把时间流逝的过程中，世界、思想的变化回馈到社会，可能是纪录片最大的思想价值。

导演帮：那记录片人本身的思想能否映刻在纪录片中？

徐玮超：纪录片工作就是不能带太多作者的态度，我觉得这也是纪录片人宝贵的一面。

在我看来，纪录片应该有历史性。因为作为当代人，如果你不做这样的工作，那么这个年代的线索在历史中是丢失的。比如司马迁，就算《史记》在当时会触犯很多王公贵族，他本人也受此牵连，但他这么做是有意义的，所有人再回顾《史记》时，都清楚这是一部多么重要的作品。

所以我认为纪录片人至少要有连续创作的自觉，这个自觉是通过更长时空对抗当下的力量，也可能是一种假象，说不好。但我相信一部好纪录片、一个真实故事的影响力，可能不在当下，而是适用于未来。

导演帮：您会关注观众的评价么？

徐玮超：会的，在《告别十二岁》放映的过程中，我一直盯着观众看，观察他们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笑。我发现对纪录片而言，最真实的内容才最动人，观众会比我更敏感的发现某些事物的特质。

导演帮：最后的足球比赛有观众认为时间过长，您是如何设计的？

徐玮超：完全是对事实的尊重，因为在比赛中，三个人物在此汇聚。我们只是客观的展现阿布作为守门员的努力，肉孜被红牌罚下后坐在场边的无奈以及哈木江面对失败的无力感。所以故事没问题，那问题可能出现在节奏上，观众在那个阶段不需要故事讲的太密、太细，所以或许未来在剪辑上要作出调整。

《告别十二岁》剧照

导演帮：拍摄《告别十二岁》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徐玮超：伊利赛中，哈木江是失败者，他的期待也随之落空。但在比赛后我问他回学校么？他说今天就回，回去就踢球。我对此很好奇，他回答我这些球员都有我当年的风范。这种潇洒的感觉，对他而言可能来自曾经美好的经历，那种在场上熠熠生辉的光彩。这些跟他的生命已经产生了关联。所以即便不能走上职业化道路，但他极富韧性，热爱不变。

我觉得同一时刻，我也有类似的感觉，每次讲到那段经历，那种在自然中的自由度和呼吸感，甚至和他们完全融为一体的状态，这些是属于我的「风采」。可能在未来所谓的职业纪录片导演生涯中，不知道哪天还会有那样的经历。

导演帮：也会有，看您的选择。

徐玮超：对，看我的选择。但我现在不止是创作者，还是丈夫和父亲，有家庭责任在，考虑问题时也会更复杂，不然家庭破裂，我自己也活不下去了。

但我觉得拍摄《告别十二岁》时，这段经历的质感是截然不同的，它直接影响到我所有的创作，甚至为我的拍摄方式定下了基调。所以我很珍惜那段时光，它对于我的影响和价值非常深远。

导演帮：那有没有想过尝试过执导故事片？

徐玮超：没有，因为我能感受到纪录片本体的价值，它介入生活，长期观察的方式，也是我的方法论。所以我就是职业纪录片人，未来也会一直拍。

抽象点说，所有对现实的观察和对他人的关照、理解，就像一条时间的河流，我需要跨进这条河，看水从我身边流走，或者随波逐流。这种感觉对我很重要，而除了纪录片，其他形态都无法赠予我。

徐玮超对纪录片的热爱，让他习惯于背着摄像机走在拍摄的路上。目前，他正与搭档陈玮曦共同拍摄纪录片《流浪归途》，这部聚焦「流浪大师」沈巍的作品，受疫情影响中断许久，目前仍处在拍摄状态。

虽然沈巍是2019年爆红的「流浪大师」，但真的开始筹备，徐玮超才发现融资难度极大，好在FIRST纪录片实验室提供了资金支持，加上他和搭档各自有营生的手段，不需要靠片子挣钱，所以两人拍摄的既自由又充满激情。

尤其在疫情期间，沈巍的生活陷入停滞，徐玮超进入长期观察的状态，相处久了，他开始有感情投入，会关心沈巍的生活。

这种共情能力是徐玮超获得快乐的一个方法，用他的话说，自己坐在饭桌上会觉得无聊，但和拍摄对象一起坐在饭桌上，就快乐。

这是一种极致的热爱，热爱生活、热爱纪录，更热爱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