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放映的《不了情》的映后交流中，著名电影批评家张献民一出场便做了这样的自我调侃：
“我觉得自己来聊这样一部跟我没啥关系的女性电影，是一件挺变态的事情。”
这几年，讨论女性电影的声音越来越多，早已不限于女性电影人自身的圈子。作为一个女性影展，“山一”也一直强调欢迎更多男性一起来讨论女性问题。因此，他们特意邀请张献民老师出席多场女性电影的映后交流活动，并让其主持青年女电影人的分享会。
《不了情》是1947年由桑弧执导，张爱玲编剧的经典电影，讲述了一位工厂主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厌倦，爱上了自己女儿的家庭教师，而女主由于受到了男主原配施加的道德压力，最后选择独立离开。
张献民老师从多个维度分析了该片女主的形象问题，点出了其中的女性主义色彩，也揪出了一些刻板化的剧作套路。在活动之后，我们专访了张献民老师，就从《不了情》出发，向他了解他眼中的“女性电影”。
张献民
记者：在《不了情》的映后交流中，您说自己作为“直男”其实不适合来谈这个话题，但您不远万里前来这里参加女性影展，说明您挺支持女性电影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参加这个影展？张献民：我能做的，我会尽量做。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我们都需要一个公共场域。但这个场域如果持续扩大的话，是不是对大家都有益处？这其实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假设。女性电影可能是一种容纳纠结和矛盾的电影。至于我是否应该出现在女性影展，我到底能为女性影展做什么，这属于自我怀疑，它不一定有答案。就像儒家讲的，吾日三省吾身，这是正常的。如果我有一些话语或者行为上的自相矛盾，或者是有一些纠结，我也不会为这些纠结而纠结。记者：我们来谈一谈具体的影片。9月20日放映的《不了情》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女性电影中的“女性意识”应该是什么样的？张献民：我也不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如何来定义，比如我说我是个真男人，那这个“真男人”是谁定义的？就从现在的观点来说，可能就是鲁迅讲的“娜拉走后怎样”，一位女性独自到了厦门之后（编注：《不了情》的结尾），她就摆脱男性开始了自我生存，这确实是女性主义的话题。在这个结尾之前，实际上女主一直是对男主有所依靠，比如说有经济上的依赖等等。她依赖资本主义的一个体系，她的自身不是自由的。她的隐私不断被侵犯，表现在虽然她有一个私密空间，但其他人敲门就可以随便就进入。所有的人都随便进出，包括她的爸爸、房东、闺蜜，男朋友甚至会不请自到，自顾自地坐在屋子里。那么这能叫真正的女性主义电影吗？
《不了情》
然后也不好只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因为退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它其实讲的是上海的一小撮人向往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状态，也没法说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实际上可能还是蛮接近经典时期的好莱坞的，比如说只拍有钱人的故事，工人阶级是完全消失的，等等。《不了情》这类电影可能是在向全中国提供中产阶级生活的模板，以及即使中产阶级的生活这么有诱惑，但是也不要做别人的妾等等主题思想（编注：电影中，女主拒绝成为男主的妾）。这种主题思想是具有时代性的。拍摄这部电影的时代还是单纯一点，当时那些电影所表现的女性主义，模式比较接近，比较刻板，内容也紧贴当时的政治口号——不纳妾，这是蒋介石提出来的，他自己首先不纳妾。所以《不了情》有那个环境下的政治正确。所以我觉得，女性主义电影有很多维度去定义。《不了情》中的“女性”，跟当时的婚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绑定更密切一点。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进入婚姻的女性，很难讨论她是否独立，但现在可以去讨论她的独立性。记者：您说《不了情》中的男主形象比较扁平。女性电影中的男性形象就应如此吗？张献民：他没有一个建置的空间。电影中男主的所有东西都是通过女主带出来的。
这样当然像是一个女性视角的电影，但也跟中国的传统文学有关，像《杜十娘》《牡丹亭》等很多古代故事，都是通过一个女性人物把这些东西都带出来。《牡丹亭》的男主人公柳梦梅完全就是个符号。这些故事也是男性创作的，这是有传统的。就是说需要一个完美男性，在《牡丹亭》时期，完美男性就是柳梦梅那样的形象，再到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上海，完美男性就是《不了情》的男主那样的形象。这样的电影相对来说是比较符号化的。《不了情》中工厂主的形象实际上是相当刻板的。
记者：那您怎么看当下女性电影中的男性形象？比如您在《柔情史》当中的形象。张献民：我在《柔情史》中的角色基本上是个花瓶，就是个摆设，但是角色层次大体还是比《不了情》要复杂一些。因为电影的形态不一样，观众能接受的复杂程度也不一样，现在的人物设置不可能很简单了。
《柔情史》
《柔情史》中的男性也是通过女性人物带出来的，只有女主在的时候，我才有权利存在。反观大部分以男性为主的电影，对女性角色的安排也是这样的。比如一个关于男性杀手的故事，只有杀手跟女性角色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女性才存在，而当这个杀手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是从来不会出现的，是吧？这可以理解。《柔情史》刚好是反过来的，就是只有当女性角色需要我的时候我才会出现。《送我上青云》我没有看过。我了解到它里面的男性角色很多，就是个性弱，但相对会比《春潮》的社会承载更大一点。记者：如果您自己主导一部女性电影，会如何设计其中的男性形象？
张献民：我监制了杨弋枢的《之子于归》（2018），可能名气太小了，你们大概不知道。《之子于归》的男性人物承载的社会维度非常复杂。
你看《春潮》，实际上它那几个男性形象承载的社会维度不多。他们更多是给女性提供一个情感和情绪起伏的外力，制造女性的性欲，或者是让女性的情绪突然上涨和下跌，更多是提供这样的东西。《之子于归》就很平，它里面的男性所起到的作用都不是这样的，女主可能有点情绪，但见到男主也没有情绪了。这部电影就是冷淡风的，男性角色主要是承载的一种社会功能。记者：《春潮》和《送我上青云》的女主角都是调查记者，您怎么理解这样的角色设置？还有哪些女性职业形象有待被表现？张献民：你说女主是调查记者有《送我上青云》和《春潮》，但同样也有我监制的《之子于归》。“调查记者”这个角色形象是双重的，它是纸媒衰落以及中年女性在职业上的危机感的一个代表。整个媒体走到现在这一步，很多中年媒体人会觉得自媒体是一些非常年轻的人在搞，那他们过去长时间的训练、经验，以及媒体人的底线将会放置在何处？然后自媒体人内部也有些冲突，因为有过新闻专业训练的，跟一些完全没有过训练的，就很不一样，就前者特别看不上后者。
《送我上青云》
所以这个形象是多重的，一位中年女性面对行业的过快发展，可能会有走入死胡同的感觉。有一部分人到中年之后会有这种感觉，所以第四代导演拍的关于中年危机的电影《人到中年》（1982年，王启民、孙羽执导），也是以女性为主角。中年女性的戏形成了这样的样貌，如果想要破解，可能是类似贾樟柯让董子健跟张艾嘉谈恋爱（编注：《山河故人》中董子健饰演的男生与张艾嘉饰演的年长老师发了恋情），这是不是一个破解的方向？因为相对来说，如果女性年龄比男性小很多，社会的接受度要高很多。但如果一个大龄的女性找了一个小年龄的男性，这就得有点难度。虽然现在社会对姐弟恋还是蛮接受的，但如果再夸张一点呢？记者：之前有女演员在某影展上呼吁电影界要给中年女演员更多机会。女演员真的存在“中年危机”吗？张献民：其实有一些演员就是想每年都有三部戏，一年有一部她可能就不满。就是那几位呼吁的演员，我没有感觉她们戏少。但是如果她连三部都不够，她一年一定得有六部？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们可能只要有一个月不演戏，就觉得自己的危机来了，那这种感受本身也是中年危机的一部分。张献民：文科学校或者艺术院校就是女生占多数，这也是正常的情况。文学系是女生比较多，导演系其实也是这样。记者：那为什么出来当导演的是男性比较多？想让更多女导演崭露头角，除了影展，还需要哪方面力量的支持？张献民：说实话，我对女性受到的系统性不公正的怀疑是很强烈的。我这个观点，以前在网络或者一些活动现场，就被一些女性主义者很强烈地攻击。他们认为，比如在招聘的时候，很多企业很明显倾向于招男性，整个社会有结构性地对女性的歧视。不是说这种情况不存在，但我作为一个感知的动物，在我的工作领域里，我感受到女性在很多层面上是很受照顾的。所以我对女性受到的系统性的排斥，是一直有怀疑的。我不是用数据，我是用我自己对身边的感受来说，在演艺界、传媒界是这样。那是不是我周边的感受是很局限的？跟社会的整体无关？社会的整体还得看那些数据？如果看数据的话，似乎计划经济时代的女性电影工作者的比例更大一点。是否是当时的女权情况更好？所以我更多是在提问题。如果别人愿意喊口号，就是我们确定一个目标，比如说影展评委的男女数量一定要一致。他喊了这个口号，也这样做了，我觉得没问题。其实国际影像展上女性多于男性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就是一个评委会里女性多于男性，男评委里面有的还是gay。但那也并不意味着评委会做出来的决断，就一定是女性主义的。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阿根廷导演）拍那么另类的电影，然后又是位女性，最后选了一个超级英雄电影（《小丑》），那个东西是毫无女性主义色彩的。
卢奎西亚·马特尔
记者：我理解女性主义是一种平权主义，女性影展的诉求是男女电影人的平等。但这几年传统的大型电影节越发重视女性电影人的作品，当它们的性别生态达到平衡，女性影展的功能是否会被取代？张献民：如果说传统电影节已经达到了男女平等，那女性影展它原本的诉求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以后可能不用存在了？有可能不用存在了。就比如在政治上，人大代表里的男性后面不会写一个男字，女性后面一定要写一个女字，这个本身就透露了男女不平等的。女性主义中有个“骄傲”的说法是要“矫枉过正”，就是一定要有酷儿在街上游行等等，一定要向大家展示出来。就是女性一定要取得压倒男性的一个资格，因为过去几千年受到的压迫太强烈了，所以女性要呈现一种复仇或者骄傲的姿态。张献民：抽象来讲，我不太好断言一种权利的争取比另外一种权利的争取更优先。比如说无资产者向有资产者抵抗或者争取权益，是不是一定要优先于女性们向男性们的争取？以及相反的，当我们觉得女性主义的问题很突出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无资产者向有资产者做的抗争就不重要了？就是任何一种权利上的争取和平衡，很难断言它是否有个优先权。只不过在当下社会，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容易接受女性对权利的争取。我们似乎更难接受无资产者对权利的争取，因为那个东西是很直接的，不像是女性主义的权利争取那样是个纠结态，是错综复杂的，似乎会让社会显得很稳定。无产者向资产者的争取，是非常简明扼要的，而且似乎更容易带有街头的色彩。而女性的权利争取，可以有很多不一定要诉诸街头的方式，比如办影展等等。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文/翰光 来源/导演帮（ID：daoyanbangwx）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JQ1t1LxQJ2NuS6ugpp82Nw
表情
添加图片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