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汪海林：编剧如何撕掉「工具人」标签？

2020-09-30 09:20 发布

幕后 | 导演制片

“与小说家天马行空的自我表达相比，编剧受影视作品篇幅、时间以及实际拍摄等条件限制，更需要构建故事的综合能力，因此对于编剧来说，除了原创能力之外，一定要提高自己技术水平。”

近日，“大师之光”第五期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导师汪海林，以“剧本操作手册”为主题，向大家阐述了一个好的剧本如何产生，也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验。

“写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写事，要去写事件。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在写一部戏开始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片名以及角色名，一个好的片名和剧名就是生产力，就像咒语一样。”

“我们生活中要讲平衡，但是剧本要制造失衡。生活中越麻烦的事，对编剧来说就是越好的素材。”

身为编剧的汪海林，在“大师之光”第五期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从构建人物关系、构思片名角色名、把握故事节奏、设计桥段等方面，给学员分享了编剧的技巧和方法。

其实除了业务能力之外，汪海林也一直在为争取编剧的更多权益和推动编剧行业规范化而努力，尤其他输出的对于市场和流量的言论，多次将其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就在第五期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授课期间，IP价值官有幸对汪海林做了一次专访，聊了聊当下编剧行业的困境与整个剧集市场的方向。

编剧困境仍在

资本驱动下沦为工具人

早前以编剧为创作核心的电视剧拍摄机制已经不复存在，现阶段的国产剧创作中，与导演、明星、档期、宣传、收视率等影响因素相比，编剧的权重更加弱化，这也让编剧似乎成为了电视剧“食物链”中最低端的人群。

“编剧正在变成工具人，变成导演的附庸，演员的附庸，平台的附庸，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写作创作，变成他们的执行者，在这个过程中，编剧正在自己丧失思想，甚至是放弃思想。”说起当下编剧行业的困境，汪海林表示。

的确，当下国内影视行业的结构，决定了它不是创作主导的市场，而是由资本驱动。太多不专业的投资人和热钱涌入，优秀的职业制作人少，优秀的编剧更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汪海林认为首先编剧需要提高自己的故事水平，要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和表达能力。在此基础上，他呼吁可在长视频领域建立剧作中心制，放大编剧的表达空间，剧作中心制在美国已经非常成熟，也催生了非常多优秀的美剧乃至良性的剧集生产链，这值得我们借鉴。

此外，编剧产业呈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行业规范容易打破。随着编剧基数的变大，鱼龙混杂，管理的难度就很大，没法建立一个完整的、行之有效且全面覆盖的编剧操作准则和流程。

针对这两方面的问题，汪海林也在思考相应的策略。但内容行业是大浪淘沙的过程，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和规范化发展，面前还有很多座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就创作来说

原创和改编并非二元对立

自2015年IP概念兴起，尤其唯IP论的话语甚嚣尘上的时候，汪海林、宋方金等人就成为反IP的斗士，汪海林也输出了小鲜肉+大IP＝烂片的公式。

如今，说起当下IP市场，汪海林一再强调：“我反对的是在资本、金融裹挟下，IP变成一场运动，并不是小说、漫画等改编本身。”

在他看来，IP变成一种运动式行为，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时效性的问题，有好多IP高价卖出去以后都囤积在手上，由于公司当下开发不出来，三年不拍版权就到期了。即使没到期，故事本身也有一定的时效性，观众在成长，社会在发展，当时火热的故事不一定一直有效，江南《上海堡垒》放在十年前拍好像还可以，如今打怪兽这种设定就特别过时了。

此外，一味提倡IP改编对于编剧行业也有重大影响，导致了编剧本身价值的贬值，编剧拥有的主要是加工权，而不是创意权。因此汪海林呼呼：“成熟的编剧不要去改IP了，有创作能力的人多做一些原创，让年轻人去改，一方面可以糊口，解决生存问题，另外也可以通过改编IP提升自己的技能，我认为这会是好的模式。”

当然，汪海林也不否认，改编编剧的价值所在，他在为编剧争取权益的过程中，也包括改编编剧的权益，他介绍：“我们之前和电影文学协会闹了很多次，希望他们能把金鸡奖的编剧奖，分为最佳原创剧本奖和最佳改编剧本奖，为此我们斗争了多年，终于胜利了，而后很多电视节也受到了影响。不过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又把这个奖项收回去，我们还是会继续争取下去。”

对于当下的IP市场，汪海林认为这个市场需要一定的沉淀，经过了唯IP论的开发热潮之后，IP开发正趋于理性，未来IP市场有两个方向值得关注：

一方面，纯文学领域。纯文学领域有很多高质量的作品以及高水准的作家，但由于没有粉丝等数据参考，纯文学的作家和作品被大大低估，当下纯文学IP的开发还远远不够，尤其随着现实主义作品需求的增加，纯文学获奖成为下一个IP开发的宝库。

另一方面，舞台剧故事。好莱坞的作品中，有大量舞台剧的改编，它是和百老汇联动的。这几年开心麻花旗下很多舞台剧搬上银幕，也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因此，汪海林认为舞台剧也值得影视行业关注。

破局流量控制，回归创作本身

作为圈内编剧的汪海林，近些年对于流量明星盯得很紧，说过了不少关于流量明星的事情。早前的鹿晗、吴亦凡、迪丽热巴，再到之后的肖战和王一博，汪海林都发过不少声，每次也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流量意味着庞大的粉丝和消费力，启用流量演员，这是由国内电视剧的生产模式决定，与电影相比，电视剧做出来是卖给机构，而电影是一张一张把票卖给一个一个的人。因此，大IP、小鲜肉的流量似乎就成了作品收益的保障。

在汪海林看来，流量最大的问题在于数据变成了唯一的标准，流量即王道，它伤害了行业的专业性。

“因为我有数据，所以你得听我的，得为我服务，行业变成先控制了数据，其次用数据控制创作，用数据指导创作，这种情况下，时间一长，一开始好像颇有成效，知道了观众的喜好，但这种模式会迅速衰减。”汪海林表示。

那么要如何打破唯数据论的现状呢，汪海林认为需要“回归创作本身”。也即一个好的故事，要能打动自己，打动观众。

他讲述了最近采访的一位昆曲艺术家的故事：“这位艺术家在昆曲方面做了很多创新性探索，我说你对你的受众怎么看，你研究你的受众他们的喜好吗，他说我从来不研究他们，我跟他们保持距离，他们怎么想，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全然不顾观众和市场需求这不对，但艺术创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它的原创性。艺术应该引导审美，而不是迎合。

因此，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数据和流量可以是一个参考，或者是一个总结，但不能是方针指导，干预创作。

电影找到了讲“中国故事”的方式

电视剧还在路上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疫情影响下，影视严寒加剧。那么对于当下的创作者来说，什么样的故事是观众所需，市场所需，作为影视行业的从业者，如何突把握市场动向呢?

汪海林介绍，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和剧集市场本身的进化，对于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方面围绕重要节点的主题创作少不了。202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围绕这些主题的创作肯定不能少。

尤其在疫情影响下，内容需求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成为刚需，仅今年现实发生的事儿，社会大众普遍的情绪，都将成为创作者的内容宝库。

另一方面，讲述故事的水平和技术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以前的影视作品，商业化和娱乐化不够。于是近年来，人们在电影类型片探索、电视剧多种题材开拓等方面作出很多努力，进步很大。尤其主流电影，经过漫长的演变，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方法，2019年上映的《中国机长》《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等主旋律大片，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然而在电视剧领域，汪海林认为这类题材的探索还不是很成功。“在我看来《最美逆行者》是失败了，对于接下来的《在一起》等作品我们拭目以待，希望剧集也能够尽快找到一套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汪海林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