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俭 I 从纪录片角度谈创作技巧：如何拍有“电影感”的作品？

2020-09-11 10:44 发布

在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现场，我们见到了那些抗疫前线的纪录片人，其中一位是影视工业网的老朋友范俭老师。

图：左2 纪录片导演范俭

作为纪录片导演，范俭已在这个行业拍了将近20年。从2003年，执导个人首部纪录片《反思非典》，到2011年，为纪念“5·12”汶川地震四周年，执导生育题材纪录片《活着》，到如今《被遗忘的春天》，范俭用自己的镜头和视角记录了国内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几段社会记忆。

他的作品，多次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平台。

在此之前，他还在地方台和中央台做专题片编导，2003年加盟中央台《纪事》栏目开始纪录片创作。代表作品：《愤怒的葡萄》《迷失西部》《一种农民》。

此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我们从创作者尤其是新人创作者角度出发，再次和他聊了聊纪录片幕后创作与构思那些事。

图：范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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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者到导演叙事方式及风格转变

在成为纪录片导演之前，范俭曾在地方台和中央台做过专题片编导。从记者的视角聊故事和从导演的角度聊故事必然是不同的。我们请他聊下这其中的差异化。

范俭笑着说到“你提的是一个很专业又有趣的话题”。

“我拍的年头比较长一点。我曾经在媒体做过记者，导致我的作品会有一个变化，即从一开始的‘媒体视角’逐渐转向为‘电影视角’。拍武汉题材的纪录片，会尽量多的从电影角度去思考：我拍的东西适不适合做为一个电影来呈现，适不适合在大银幕而不是小屏幕上呈现。”

疫情特殊情况下，尤其是七八月之前，很多时候是不能进影院的，许多内容在传播上都会考虑小屏幕。但在范俭看来，从来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具有电影感的。

“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够完全呈现媒体报道的内容，一定要有更内在的内容，或者说不需要有太多的新闻性和时效性的内容，需要对人性和时代有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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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位内心柔软的纪录片导演

行业内很多朋友对范俭的印象是觉得他很温和，或者，用一个和他作品也十分契合的词：柔软。这次见面，影视工业网特意和他交流了关于这份柔软，问到他“如何理解这份柔软”。

范俭说他的柔软是“渐变”的。在他20多岁的时候，那会还作为新闻记者的状态，比较硬朗，会从强烈的社会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很多题目，谈不上柔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东西慢慢的变柔软了，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世故了。

范俭的柔软，也让他打开了另外的世界，比如更多的去拍女性。在他的纪录片《活着》里，有个主角叫叶红梅，在汶川地震后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试管生育过程。经过那次拍摄，他对女性题材或女性主人公产生了非常大的拍摄兴趣。

在他看来，男性创作者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同时兼顾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的话，会拍出更好的作品。在到拍摄《摇摇晃晃的人间》，记录女主人公余秀华的时候，这份“柔软”达到了更极致的状态。

“在《摇摇晃晃的人间》中，我拍到了女性角色比较深入的一面。对于和余秀华的拍摄及交往，也是让我变得柔软的原因，我们彼此影响。”后来，范俭还拍摄过著名的跨性别者刘婷及被贴上“剩女”标签的一些女性，让他对女性的更多层面及女性主义观念都有了更多认知。

在和范俭的交流过程中，范俭多次在不经意间提到他太太臧妮。他们俩从十年前拍《活着》的时候就认识，并一直合作。

“我们合作了十年，尤其在组建家庭后，对彼此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她那些柔软的触角也会影响到我。以前我看不到的世界，通过我太太，现在能够看到了。”

图：《摇摇晃晃的人间》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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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影器材拍纪录片强化电影感

早在2017年，范俭曾参加影视工业网的“一录同行”重庆站（全国先进影像技术城市开放日），以纪录片拍摄设备及技术等角度，和创作者会员们深度畅聊纪录片制作。2018年，范俭的项目《十年：吾儿勿忘》接受影视工业网专访，多次谈到“拍纪录片，电影感很重要”。

此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以《被遗忘的春天》为话题，再次和范俭聊了聊关于纪录片的“电影感”。

《被遗忘的春天》海报

在范俭看来，纪录片可以追求要到大银幕上去放映，纪录片的“电影感”可以通过观念意义、技术意义两个层面来表达。他笑到“真要具体聊纪录片的电影感，那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

谈到《被遗忘的春天》，范俭表示不能用新闻报道的观念来做这个题材，要用电影的观念。

“从媒体角度，可能会给出大量的信息铺陈，但纪录片不见得要用太多的信息，通过一些场景的气氛或情绪化的东西即可表达，不是要“告知”观众，而是要让观众“沉浸”。要在叙事方面做减法，在叙事以外的情感表达里做加法，并突出视听语言的风格。”

而关于器材选择方面，在范俭的拍摄中，用的多是电影拍摄器材，如电影定焦镜头等。这在纪录片拍摄中是比较少见的。除此之外，他也强调“我们对声音也非常注重，我们比较希望在声画质量上达到电影的要求“。

范俭一直特别期待拍具有电影感的纪录片，这是他的个人追求。在范俭的镜头下，《被遗忘的春天》不是最具有电影感的一部，它是比较注重叙事、比较符合网络平台播出的形态。他还在创作一部武汉城市空间主题的短片，从拍摄创意、摄影器材、光影设计方面都十分下功夫，算是他目前职业生涯里最有电影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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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建设到行为动作纪录片的创作与构思

范俭曾说，在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中，最大的挑战是取得被拍摄者的信任。作为纪录片团队的负责人，在去武汉之前，他就开始给团队成员做心理建设。给出一周时间，由大家自行决定是否愿意去现场，最终大家都去了，这是让他触动的一点。

“一方面是需要赢得对方（新冠肺炎患者家属）的信任，另一方面是我们作为创作者，自己要放下戒备。这种戒备是相互的，尤其是去到一个有新冠肺炎患者家庭的时候，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去，比如最基本的问题，到底穿不穿防护服、防护到什么级别，我们也是需要一定的心理建设的。”

尽管在《被遗忘的春天》的新冠肺炎患者家庭中，患者因在院治疗并不在家，但这样的特殊家庭，难免会让人有所心理顾虑。

“我当时是觉得一定要进去这样的家庭，并且我和我团队成员说不穿防护服，只戴口罩。如果我们穿防护服，这就没法拍了，他们会觉得我们防着他们。对于纪录片拍摄来说，当对方觉得你防着他们的时候，拍摄者不可能拍到他们最真实、自然的一面。”

[以下为范俭导演分享给影视工业网的《被遗忘的春天》系列剧照]

谈到从从首部纪录片《反思非典》到纪念汶川地震的生育题材《活着》，再到疫情主题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范俭作为纪录片导演在创作上的突破。范俭提到会有变化，但或许不适合在几部片子中做比较。

“在我看来，汶川地震的创伤性是要大于新冠疫情的。汶川地震中，很多家庭中失去的是年轻的孩子，尤其是在我拍摄的家庭中，都是失去孩子。新冠疫情中，失去比较多的是老人，这两者的创伤不太一样。

拍完“5.12”后，我自己在心态上也会有些变化，到拍新冠疫情的时候，我想我一定要和拍汶川地震的方法不一样。我没有选择要拍那些已经撕开创口的人，除非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或者已找到能够抚平这种伤痛的出口。

这次（拍《被遗忘的春天》）我提醒自己：要保持一定距离感。所以去到的不是比如医院这样的一线“战场”，而是二线到三线的“小现场”，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现场，而是比较日常的部分。这个部分是我在拍摄汶川的时没有尝试的。

非“常态”下的“日常”，在这部片子的表达中，对我来说更重要。拍汶川地震，我离伤痛更近，拍新冠疫情的，我离伤痛稍微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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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俭致新人导演：如果你也想拍纪录片

作为影视工业网的老朋友，很多创作者都知道范俭，尤其有很大一部分创作者会员都希望从范俭身上找找经验。我们特意聊了些关于纪录片新人导演的话题，希望给到从业者真正的建议。

- A. 如何开启第一部纪录片作品-

影视工业网：有很多对纪录片感兴趣的创作者，但现在还没有开启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您觉得他们需要做哪些准备？

范俭：纪录片最大、最基础的能力就是观察和感受，而不是电影学习能力（比如怎么拍、怎么剪）。电影技术上的学习能力，我觉得可能半年就学会了。但感受力和观察力，可不是半年就能训练出来的，甚至是电影学院教不出来的。

你是基于你到现场的感知，才决定你要拍什么，而不是你在本子上已经预设好了，再去现场实现你的预设，这是不对的。

纪录片是得到现场的，要对现场的人、空间、事情做出判断，再加上在现场非常快的思辨能力，才能凸显出来。这是需要被训练的，也需要创作者本身个性的支持。如果说这个人特别的”粗线条“，即便到了现场，也不一定会拍出好的东西。

- B.青年导演是否愿意在纪录片行业坚持下去-

影视工业网：您已经在这样的准备下拍了将近20年了，真正坚持下来，应该也是挺难的。

范俭：在当代中国的影视环境之下，坚持是最难的。纪录片的资金量和商业属性都非常弱，它能带入的资本量非常少。

比如咱们这次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投会，少则五六百万，多则上千万的体量，大部分还都是年轻导演的电影项目，这对于我们拍纪录片的导演来说，真的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即便是我自己，拍了十几年，我的长片制作体量也就一两百万，还没到过两百万。短片可能在几十万左右。我其实不知道这样的制作经费预算和回报，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否是愿意去坚持的。

- C. 很多人都不了解的纪录片工业体系-

影视工业网：这就是大家非常困惑的点。尤其在影视工业旗下的HELLO!全球电影节社群，好多创作者都提到资金问题，说尤其拍纪录片的导演特别不容易。面临资金短缺，又想通过表达自我来实现作品价值。怎么在这个困境中，想办法寻找到更多的资金，或者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来更好的表达自我？

范俭：大家要学习和了解纪录片的工业体系，由导演、制片人、投资方、选片人、纪录片电影市场、发行机构组建起来的行业体系。很多人其实是不了解的，不知道纪录片是需要制片人的。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咱们影视工业网及其他一些公众号大号去普及。

中国这几年慢慢也有了这些平台（创投），比如华人纪录片提案会（CCDF）、广州纪录片节、西湖纪录片大会、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多伦多Hot Docs、日本Tokyo Docs、韩国DMZ纪录片电影节等，很多都有现金奖励，且会非常注重亚洲纪录片导演的作品。

-D.纪录片创作者如何在黑暗中寻找光亮

影视工业网：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见多了生命中的无常，在面对这些无常时，如何保持相对的客观？

范俭：现场拍摄时，我一般都会把自己的触角都打开，让自己沉浸在现场包括人物情绪里去。我觉得只有在感知了别人的情绪后，才能更加真实的拍出来，拍好。但这个有的时候难免会让自己很累。在我看来，对方的喜怒哀乐一定会影响到创作者本身，我也因此会产生主观的态度和立场，对此我并不回避。纪录片创作从各个环节都有主观创作意图，不必强求“客观”。

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拍摄，我觉得拍摄时很多时候我可以做到“既在其中，又在其外”，既能投入情绪，又能保持良好的拍摄状态。但有时也会有“不能继续”的状态。比如早期在拍摄《活着》的时候，经过允许的前提下，拍叶红梅在产房分娩。在此之前，因为拍摄，已经和他们一起经历过两年的艰难时间，当真正拍到产房的时候，我当时的眼泪已经是控制不住的，其实都已经看不清摄像机寻像器了，但只能忍，内心不断告诉自己还有记录者的身份，“我首先要拍下来”。

拍余秀华的时候，也有类似经历。她有一个特别痛苦的夜晚，希望我能够安抚开导她。那个时候从拍摄角度想，真应该拍下来她最孤独、难受的时刻。过去探望她的时候，其实我带了摄影机在包里，但真的拿不出来，我知道她不想让我这么做，我也真的不忍心，我也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样做不对、不好。最终那天晚上没有拍摄。

经过这些事情，我也不会患得患失，不觉得有什么东西失去了。或许是短暂的失去拍某个场景的机会，但不会失去这个人对我的信任。

影视工业网：也许我们追求的不是那种非常有边界感的真实，而是一种相对的真实。

范俭：当然，它都是主观的真实，是创作者认知的“一部分”主观真实最终呈现在影片里，并非全部。所谓的“全部”，需要观众看完影片后，自己去思辨，并结合各种渠道看到的其他信息后，才能理解到更多。

影视工业网：目前对于您来讲，可能是相对能够把自己抽离出来的状态。很多想要加入这个领域的新人纪录片导演，面对这样的阶段时，在心力或是人生观、价值观上应该如何提高，才能足以帮助他们去消化这些来自生活百态的负面情绪，进而更好地投入创作，并且有一定的成长？

范俭：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人生阅历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需要他自己去经历、去成长，有的时候可能是相互之间学不来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过程，从二十多岁到四五十岁，每个阶段心境一定是不一样的，对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包容也不一样。

年轻创作者也许能够去做的某一个层面，也是我经常会这么做的，那就是：从黑暗中去寻找有亮光的部分。包括《活着》里边也有这部分东西，他们也经历了非常黑暗的心理时期和过程，但是我努力找到那些来自他们身上的，能够打动我的，有光亮的部分，或者是他们相互之间抱团取暖的部分。尽管生命的阴霾常在，但我还是相信人性的光芒。

影视工业网：我觉得这就是您内心的力量，它能体现在您的作品里。这也是您和您的作品能够打动我的、让我感触最深的部分：在悲伤中看到向上的力量。

范俭：（笑）感谢！我觉得只要你有这个愿望，是可以看到、找到的。即便有时候看到的大部分是悲伤，但仍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