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拉罗和他的导演们（上）

“当你脑子里存在着一个想法的时候，它其实还算不上是一个想法，直到你真正计划好怎么落实它，怎么将它传达给导演之后，它才真正名副其实了。你得反复思考、消化，等待一个正确的时机，以正确的方式、恰当的言语将它呈现给导演。如果导演接受了你的想法，你才终于可以把这个想法扛到自己肩膀上，”

斯托拉罗的脑子里有很多跳跃的想法，它们就像是由想象力幻化成的萤火虫一样，只等导演大手一挥赋予其生命，召唤出魔法。《同流者》便是这样诞生的。

斯托拉罗是全球最具声誉的摄影指导之一，今年六月就将步入杖朝之年。他至今仍然居住在自己的出生地罗马，纵使拍摄足迹跨越千山万水、世界各地，其意大利民族身份及在意大利艺术和文学方面的渊博学识仍然在方方面面给予他启迪与指引。他的书桌背后摆放着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MichelangeloMerisidaCaravaggio）的画作《圣马太蒙召唤》的复制品，那缕斜照的光为斯托拉罗提供了不少布光上的灵感。

在《同流者》里的这一幕，维托里奥·斯托拉罗用软百叶窗帘打造出“条纹分布的光影以配合马尔切洛·克莱利齐（让-路易·特兰蒂尼昂饰演）内心的矛盾冲突”。朱莉亚（斯特法尼娅·桑德雷利）所穿的黑白裙装进一步加强了布光效果。

斯托拉罗的电影梦始于孩童时期，他的父亲是一位罗马的电影放映员，小维托里奥11岁起就开始学习摄影。自那之后，他参与了60部电影作品，三次斩获奥斯卡奖，2001年，ASC协会授予其终生成就奖。

今年，斯托拉罗于纽约和罗马接受了本刊的一系列访谈，他在其中对自己从事的摄影指导生涯做了一番回顾。彼时他刚刚在西班牙完成了伍迪·艾伦（WoodyAllen）最新电影的拍摄，便已经在筹划着等到条件允许时去接拍其他项目了。他聊到了一个宏大的工程，即利用依托金属合金磁带的数字存储系统将他和贝托鲁奇合作的作品保存下来，这种磁带的存储时效据估可达两千年。

然而我们的对话却总是时不时地将重点放到他与共事过的导演们身上，尤其是那三位与之一起获得奥斯卡奖的搭档，他们分别是贝托鲁奇（《末代皇帝》获奖）、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FordCoppola）（《现代启示录》获奖）以及沃伦·比蒂（WarrenBeatty）（《烽火赤焰万里情》获奖）。

《同流者》是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右）和斯托拉罗数十载合作生涯中一部早期且关键的作品，图中的他们正在取景。

“每个我合作过的导演都有他自己的个性，”斯托拉罗说，“俗话说所有孩子都会试图跟随自己父亲的脚步，贝纳尔多的父亲是一位诗人，所以他小的时候就在写诗了。后来他选择了取景器，因为他希望用摄影机来书写电影当中的诗意故事。”

“弗朗西斯的家族是移民。对于弗朗西斯来说，色彩和情感就是他和电影之间的联结。他是个眼界宽广的人，做任何事都手到擒来，能够给予共事的人充分的空间。”

“沃伦就是一个演员，他总是在寻找做主角的机会，因为这个角色掌控着全局。在《烽火赤焰万里情》里，他就饰演了约翰·雷德（JohnReed），他想要在电影里具体展现雷德著就《震动世界的十天》的过程。”

《同流者》的这场戏里，马塞洛为了让教授夸德里（恩佐·塔拉肖）想起自己曾说过的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拉上了窗户上的百叶窗，让房间陷入浓重的暗影中

“在我看来，贝尔纳多相对来说在各方面都比较平衡，他懂绘画、写作，也懂诗词，但是他明白自己的长处在于用摄影机来撰写他的情感。”

“维托里奥三度获得奥斯卡奖，每次合作的导演都实力强劲。”约翰·贝利（JohnBailey,ASC）说，“其实对任何一个摄影指导来说，思考如何寻找一个既保留力量，同时又呈现自己的诠释和解读的平衡点，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维托里奥却能不带任何攻击性和执拗地认真倾听导演，对导演的见地进行分析，以此来决定如何将自己的美学观点嫁接其上。”

斯托拉罗对于把握自我意识的程度十分敏感。“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就是，导演觉得你不支持他，或者你只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你不在乎他。如果你让他感受到你读过剧本，你对他很有信心，而且你的参与和行动并不是为了安抚他、顺从他，而是真的对这部电影有信心，这样你们之间的合作才能奏效。”

和斯托拉罗的合作就是这样，完成的很好。贝利说：“虽然贝托鲁奇、科波拉和比蒂三人的风格很鲜明，但是你一看便知，电影中的摄影和色彩是出自斯托拉罗之手。他所合作过的每个导演都很清楚不管他们的想法是怎样的，斯托拉罗都能为之锦上添花。”

斯托拉罗对导演贝托鲁奇的作品《末代皇帝》的剧照进行了合成，将清朝皇帝溥仪的成年（尊龙饰）和幼年（理查德·吴饰）模样上下叠放在一起

斯托拉罗的第一场，也是最长的那些梦是和贝托鲁奇一起做的。

“23岁那年，我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导演叫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他当时22岁，”他说，“那时候我在《革命前夕》中担任摄助，贝纳尔多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取景器到处找镜头，现场的其他人只能静静地等着。我说‘天呐，我从没看过别的导演这样。’他在用摄影机来书写故事，而且是以一个导演的身份！贝纳尔多找的每一个镜头都非常棒，因为他身体里流淌着一种诗意。我在现场虽然很安静，但是我会观察贝纳尔多，看他如何用取景器将言语转化为影像。他是个很细致的人，注重细节，为此我也改变了自己操作摄影机的模式，转而向那种将文学和音乐转化为绘画的方式靠近。”

“七年之后，我收到他的一通电话，他说‘维托里奥，或许你还记得我吧，我是贝纳尔多。’我很是震惊，他说他记得我在《革命前夕》里的工作表现，后来我们就一起拍了《蜘蛛的策略》以及《同流者》。”两人的一生从《同流者》开始发生了转折。

“说起每部电影的主要构思，这有时候源自于一位画家，有时候是一本书，有时候就是剧本本身。”拍摄《同流者》时，斯托拉罗就阅读了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原著小说。他和贝托鲁奇一起前往巴黎为电影探寻外景地，两人一致同意在表现意大利法西斯时期的部分用单色，而那些大片色彩的镜头，比如那些蔚蓝的天空，则用以反映巴黎战前的自由之风。对于罗马部分的拍摄，斯托拉罗选择从画家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deChirico）那里汲取灵感。

图中的都朗桥战场画面出自《现代启示录》，该片由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斯托拉罗拍摄

“拍摄《同流者》的第一周时，贝纳尔多跑来跟我说他去看了卢奇诺·维斯康蒂（LuchinoVisconti）的《纳粹狂魔》，并且推荐我也去看，说我们或许可以参考那种风格。我说‘我觉得或许现在不看更好，因为我们现在对《同流者》有了非常明确的想法，我不想放弃它转而去尝试别的方向。’他说‘是，你说的有道理！’但是能够对一位导演说出这番话的前提是你得对电影有一个明确且有说服力的思路。”

“在把剧本交到我手里之前，贝纳尔多用自己的话向我复述了一遍故事。我知道他不是在一板一眼地背剧本，而是根据自己所做的心理分析来叙述的。他做过很多这种心理分析，因为他拍电影从来都不是完全依赖于明确的意识，而是会让潜意识也发挥作用。我一直以来的工作就是负责光影，这就是我们的合作模式。”

“我和贝纳尔多之间构成这种亲密合作关系的重要之处就在于我们对现场拍摄的安排，即并非所有事情都需要出于高度的意识性，”斯托拉罗说，“贝纳尔多人生当中的很多因素塑造了他这种总是如梦似幻、贯穿灵魂、神秘悠远的影像呈现方式。”

《同流者》面世的五十年后，斯托拉罗谈及两人如何开始那部电影的合作时就如同在回忆一段青春情事一般。“那年他28，我29，我们都很年轻，脑子里有着无尽的想法。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说‘我有了一个想法’，那时候每天都很棒，我们做着自己热爱的事。《同流者》之后，我们觉得我俩就应该搭档，而这一搭档就是25年之久。”

接下来两人就合作了《巴黎最后的探戈》，其间，斯托拉罗幸运地与马龙·白兰度（MarlonBrando）结识并建立了良好的友谊。此后这对搭档还拍摄了时长五小时的历史片《1900》以及《月神》。

即便此后斯托拉罗在国际影坛上大放异彩，与科波拉合作的《现代启示录》和与比蒂合作的《烽火赤焰万里情》为其赢得了奥斯卡大奖，但贝托鲁奇的新电影一直稳稳地呆在他考虑接拍项目的首位上。1985年他正在俄罗斯拍摄《彼得大帝》，贝托鲁奇给了他一份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日记拷贝件。“我记得那些日记的封面是金黄色的，他们就放在我在莫斯科的酒店房间书架上，”他说，“几周之后，《彼得大帝》临近杀青，我们有三天的假期，于是我终于有时间读读那些日记，几乎是刚刚读罢我脑子里就开始灵光乍现了。”

“贝纳尔多在电报中对我说‘别忘了，把他打下监牢的正是民族主义政府，因此他必须要进行自我剖析’。我很了解贝纳尔多，所以十分明白他所表达的意思，他对剧本的构思是让所有的事情都以回忆的方式倒叙。那时候倒叙回忆的手法在意大利电影中十分常见，甚至《同流者》就采取了这一方式。所以面对这些顺序排列的回忆，我应该如何让他们以影像呈现出来呢？最后我说‘我想要将布光与他的人生联系起来：他的生命由红色开启，一切以此为起点。’”根据这一思路，根据牛顿的色谱，斯托拉罗将故事切割成了许多部分，以溥仪被满洲国的废黜时的紫色与其从共产党的监狱中释放时的白色作为片尾结束。

明星配角科波拉和斯托拉罗客串了电影中电视新闻摄制组的成员

“我从俄罗斯回来之后把整个结构安排向贝纳尔多解释了一通，尤其是说出自己希望在片头中让这位帝王一直处在阴影当中的想法。他说‘我喜欢你的安排，这很好。’我说我一直在想让溥仪身后有一个人举着伞，这样溥仪自己就不会映出影子，因为暗影代表着黑暗和无知。贝纳尔多说‘我喜欢我们这个没有影子的皇帝！但是维托里奥，我要请你来中国，来学习中国的艺术，呼吸中国的空气，尝尝中国的食物，亲身体验中国’。我说‘我得看看那些纪念碑、绘画和建筑，这样才能让这些想法更加具像化，但是大体结构是普遍适用的。’你可以用它来拍马德里的国王或者什么其他人，很容易，只要去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结构是一样的。”

“贝纳尔多很喜欢溥仪的这些日记，因为他把自己代入了溥仪，把那些故事变成了自己的故事，这就是为何这部电影能够震撼人心。在《末代皇帝》中，幼年皇帝的父亲向他弯腰行礼的画面十分具有象征意义，这也是贝纳尔多想要达成的。我一开始读那些日记的时候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喜欢我的想法是因为我所提出的想法能够帮助他更好地让故事以影像方式呈现。”该片最终获得了所提名的九项奥斯卡奖，包括授予贝托鲁奇的最佳导演奖和斯托拉罗的最佳摄影奖。

我还一直在做那些电影的修复，因为他们已经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了。1995年Cinecittà公司让我为戛纳电影节对所有和贝托鲁奇合作的电影进行修复，我答应了，2010年他们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办电影节的时候，我又做了同样的允诺。我没法把这件事交给别人，你得照顾好自己的作品，保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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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影视工业网（ID：iloveCine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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