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是当代中国数得着的优秀小说家，从事影视剧本的创作也卓有成就。他写了大量的电影剧本，获奖无数。他写的电视剧剧本数量有限，其中最有名的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少年天子·顺治篇》。《张大民》让他独揽飞天奖优秀编剧奖和金鹰奖最佳编剧奖，以及全国“五个一工程” 奖。《少年天子》则成为很多年轻女性观众心中的白月光。另外，还有一部张黎执导的电视剧《中国往事》，改编自刘恒的小说《苍河白日梦》，编剧是赵立新。刘恒的电影创作，横跨了90年代、00年代和10年代。他的电视剧创作主要集中在2000年到2003年之间，之后很少再有交集。或许是电视剧太长了，这对一个要求情节质量和文学性的编剧来说，是一种艰难的体验。但仅凭《张大民》和《少年天子》这两部剧，刘恒已经成为国剧史上光彩夺目的名字。刘恒是北京人，上世纪50年代出生。早年间当过兵，做过工人，业余时间写小说。后来调进北京市文联，担任《北京文学》的编辑。在文学方面，刘恒不算早慧。他的小学作文，五分制只得三分。十五岁当兵后给家里写信，通篇只有两行：“爸爸妈妈，你们好！我现在很好，你们好吗？”后来再翻到这封信，刘恒感叹自己文思枯竭，字写得也很差。当兵的时候，刘恒买了小笔记本开始记日记。写日记前，先抄几段最高指示，然后写自己今天干了什么，看见了什么，有什么心思，坚持记了几年。这帮他练就了文字的基本功。那时候，刘恒突然迷上押韵。没有押韵的书，就把《新华字典》拿出来对着声母韵母一遍一遍地看。其实，这也是一种训练。2011年的歌剧《山村女教师》，刘恒押韵写歌词的能力派上了用场。八十年代，刘恒以小说家之名名动江湖，代表作品有《小石磨》《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1987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他从那年开始“触电”，并且一发不可收拾。《黑的雪》是刘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发表后，谢飞导演让他的文学编辑来找刘恒，商量改编电影的事。这部电影就是《本命年》，由谢飞执导，姜文主演，1990年上映。谢飞凭借此片获得了第4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杰出个人成就奖）。刘恒编剧的第二部电影是《菊豆》。影片改编自他的小说《伏羲伏羲》，由张艺谋执导，巩俐、李保田主演。因为《菊豆》，刘恒跟李保田熟悉起来。之后，刘恒编剧的第一部电视剧《大路朝天》也是由他主演。
1989年，王朔牵头的海马影视创作室成立，集中了当时比较活跃的二三十个作家，刘恒、莫言、刘震云、苏童等人都参与其中。海马影视创作室的第一部作品是《编辑部的故事》，在友谊宾馆租的房间，一大堆人在那儿攒故事。在刘恒看来，小说、电影和电视剧虽然都是叙事艺术，但技术层面差别很大。他说，“小说和电视剧所受到的束缚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难处和便利。电视剧更像影像化的评书，啰嗦一点没关系，道理可以重复说。小说会受到一定限制，道理已经说完了，就没必要再扯别的事儿了。”
《菊豆》说起来，刘恒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写剧本了。他说，“那时候电影少，我看了一个电影之后，会把电影里发生的事情用剧本的形式记一遍，觉得好玩，其实是用非常土的方法训练。”从刘恒尝试过的体裁看，他最初是写诗，接着是写电影剧本、话剧剧本，后来才是写小说。写小说尝到甜头后，他就一篇一篇地写下去。后来有人看中小说，要求改编电影，他和电影的缘分又续上了。他说，“电影的能力很独特，到现在我仍然不认为我掌握了它的窍门儿。美国好莱坞的一些编剧非常专业，把技术分析得很细致。如果不掌握技术，不会是一个好编剧。我还是按照早年文学的那种惯性，凭直觉写，我是业余编剧，不是专业的。”1997年，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在《北京文学》刊出。写这部小说时，刘恒怕待在家有干扰，借了一个房子住。当时正值夏天，顶层六楼热得一塌糊涂，没人给做饭，没手机也没电话。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刘恒把家里的冰箱蹬三轮运过去，用带子绑上背到了六楼，又买了好多饺子和冻面条放里边。天气热，他就在地上铺个凉席光着身子写，中午坐凉席上盘着腿吃饺子，满身大汗。他说，“在那儿吃饭，有点像农民锄地锄到地头儿了，拿出干粮吃那种感觉。完全的体力劳动，非常累，但写得很投入，很过瘾。”写上一整天，刘恒会下楼，到旁边的西苑宾馆给老婆打个电话：“一切正常。”写到最后，有一个作家团要到山西去访问，邀请刘恒参加。他一看出发的时间到了，就仓促结尾，与王安忆、刘庆邦等人一起去了山西。实际上，他写到那会儿也有点写烦了，就势把自己给解放了。
《没事偷着乐》小说发表之后，社会反响强烈。各大报纸连载，《北京青年报》专门组织了专家和读者开讨论会。电影和电视剧都提上了日程，电影改名《没事偷着乐》，由杨亚洲执导，冯巩主演，在1999年年初率先上映。电视剧则是沈好放执导，梁冠华扮演张大民，2000年1月播出。电影和电视剧都是刘恒操刀剧本。电影被认为更忠实于小说，但电视剧弥补了刘恒仓促收尾的遗憾。有了20集的篇幅，刘恒把原来没写的东西都加进去了。剧里的头号反派“古三”，在小说里叫“亮子”。亮子人有点愣，但本性不坏，戏分也不多，张大民三下两下就把他收服了。但古三却是个无可救药的坏蛋，给张大民一家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小说里社会反思的成分较多，而到了剧里，古三承担起了制造冲突的主要任务。剧里的大军，在小说里叫三民。三民只是个性格软弱、稍显鸡贼的凡夫俗子，到了剧里就成了馋懒奸猾集于一身的极品。剧里的大雪，在小说里叫四民，清纯和洁癖是她一以贯之的标签。剧里给她加了一个英年早逝的恋人，让她的悲剧人生更加虐心。剧里的大国，在小说里叫五民，面目比较模糊，到剧里也有了跌宕起伏的感情线。剧里还增加了一个关键人物：刘大爷。他一直对多年守寡的张大妈有情有义，但张大妈就是不肯再往前走一步。后来张大妈得了老年痴呆症，刘大爷仍然不离不弃照顾她。这个人物的存在，让这部剧的调性温暖了许多。《张大民》作为一部平民史诗，写出了百姓生活的无限艰辛和底层人民的顽韧斗志。这得益于刘恒对老北京市井生活的烂熟于心。其中一些情节，来源于刘恒的亲身经历。比如张大民那个长着树的小屋，就是刘恒结婚时用的房子。他说，“当时家里只有两间平房，二十平米，住三代五口人。1976年地震，房子结构被破坏了，单位批准可以加盖一间六平米的红砖房。我们家种了非常好的奶葡萄，盖房子的时候把它砍了，但没刨根儿，铺水泥地铺薄了，后来葡萄又从地上拱出来了，树的灵感是从这儿来的。有生活基础之后，想象力就有了源泉。”这部剧京味儿十足，烟火气十足。开篇，张家的几个儿女杀鱼做饭。胆怯的张大雪面对活蹦乱跳的鱼，怎么也下不去手。书呆子张大国把鱼“杀”到了地上。泼辣的张大雨见谁呲儿谁，谁都得让她三分。一家人是为张大民即将领来的女朋友准备宴席，可是女孩最终放了鸽子。张大民和一只猫逗了半天闷子，尽显贫嘴风范。反倒是老三张大军领来了一个“女朋友”，饭桌上出尽洋相。为了实现“增加一个李云芳”的战略目标，张大民整宿整宿地琢磨怎么把有限的空间合理利用起来。他们两口子占了小间，大间拉上帘儿分成男女宿舍。高低床一下来俩，电视被挂了起来。老妈睡在两个箱子拼成的床上，不平的地方用砖头和木板找齐。很多观众都经历过类似的生活悲苦，看的时候感同身受。所以这部剧很快就播火了，在各家电视台反复重播。主创人员公认，刘恒的剧本是成功的第一要素。扮演张大民的梁冠华开始还觉得，这人怎么这么话唠啊，说一堆没用的话。导演沈好放让他唠叨得实在没办法了，就说那你自己改吧。梁冠华在现场磨叽半天，删哪句都不对，改一句也不对，就还按原剧本演了。拍摄的空间比较狭小，机位调度并不复杂，一场戏下来有时候只用一个镜头，演员的走位和交流特别生活化。扮演李云芳的朱媛媛回忆说：“当时每天一到现场，大家就把拖鞋一脱，盘腿往床上一坐，开始聊天、对词，很自然就进入状态了。”这部剧的演员多数都是话剧演员，人艺的梁冠华、修宗迪、徐秀林、鲍大志、李洪涛、岳秀清、金昭等人占了半壁江山。朱媛媛和徐秀林同住一个房间。年轻的朱媛媛睡醒了以后发现房间里特别黑，拉着帘子，桌子上摆着早饭。她吃完下楼，看见徐秀林老师戴着老花镜，坐在宾馆大堂沙发上看剧本。老艺术家这种谦逊态度和敬业精神，让朱媛媛大为感动。导演沈好放曾在东京学拍电影，回国以后拍了《三国演义》中的第二部分，以及《东周列国·春秋篇》。小津安二郎对日本平民的描绘，以及慢悠悠的节奏，他很有体会，也潜移默化用到了这部剧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大获成功，刘恒在满足之余又有了不满足。他开始琢磨着由编剧的岗位上再往前走一步，过一过导演的瘾。这才有了后头的《少年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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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星文 来源/编剧帮（ID：bianjubang）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FGFDK8aleR-0TQkbc_l1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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