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爆发至今，从武汉到全国正经历着一次集体“阵痛”。许多公司也因此看到了这当中的创作风口，纷纷筹备相关影视项目。日前，《安家》等热剧的编剧六六便在公众号发布文章称，自己受耀客老板吕超邀请，已经奔赴武汉为抗疫电视剧采风。
这件事不仅在业内引起关注，也登上了微博热搜，但外界的态度却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能够通过影视作品的方式，将“全民抗疫”的历史事件记录下来；但也有人觉得，这种形式存在争议，大张旗鼓地预告后是否能真实反映抗疫故事还是未知数。
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分歧，其实与观众对国产医疗题材影视作品的“刻板印象”有关。医疗纪录片虽然写实，但风格沉闷，表现形式往往具有圈层化的特点；而医疗剧，为了最求大众化，又会披着职业的外衣谈恋爱、拍偶像剧，缺乏对专业性的呈现。正因如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地的医疗题材作品，都很少出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早在2014年，医学知识分享网站“丁香园”就曾面向2012名医生，针对国产医疗剧展开调研，数据显示，79.4%的受访者认为国产剧错误居多。不过就在行业普遍比较“迷茫”的情况下，毒眸注意到，在此次疫情爆发初期上线的医疗纪录片《中国医生》则拥有了不一样的市场反馈：截至目前，《中国医生》豆瓣评分达到了9.3分，以徐晔为代表的“网红”医生多次登上抖音等平台热搜榜。
《中国医生》豆瓣评分截图
这部纪录片的总导演张建珍，不仅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影视传播研究学者、硕士生导师，在医疗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上也颇有经验，此前由她导演的纪实真人秀《因为是医生》，便成为了国内第一档被视频网站采购的周间播出综艺。面对医疗题材与影视创作之间结合的难点，张建珍博士是如何思考的？《中国医生》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带着这些问题，毒眸（微信ID：youhaoxifilm）专访了张建珍。《中国医生》最开始被命名为《医心》，取意“医者仁心”，后来准备登陆视频网站时，张建珍决定将它改名成《中国医生》。她解释说，一方面是不想泛泛表达，希望从更多维度上呈现“中国医生”；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把医生神化，所以选择了这个感情色彩更淡的名字。虽然《中国医生》口碑很好，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这是张建珍第一次拍纪录片。用她的话来说，“受到传统拍摄观念的影响少，反而更加自由”——《中国医生》没有遵循纪录片的一般拍摄规律采用“主题先行”，而是将视角放在每个具体的人身上。与强调“医生”这个整体概念不同，张建珍更希望《中国医生》真实反映每个医疗工作者的处境：“他们有医术高明的一面，也有无能为力的一面；医患之间有发生矛盾的时候，也有相互扶持的时候”。因此，《中国医生》在创作上遵循了三点：“涉及的面要多一点，人物要丰厚一点，细节要真实一点”。但医生又不是普通人。“他们像士兵一样，有自己的使命。战争来了，士兵冲上战场，疫情来了，医生奔赴前线。这种对使命的坚守，让他们焕发人格魅力。”《中国医生》在创作上坚持这一点，而片子上线后观众讨论最多的也是其中的人物特点，比如金句频出的朱良付医生被亲切地称呼为“金句王”，颜值超高的徐晔医生则成了“鼓楼江直树”。确定了表现人而不是表现概念之后，张建珍与团队又确定了片子的价值导向。以往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医疗影视作品往往将表现“医患紧张关系”作为重头戏，但张建珍却避开了这一点。在她看来，“医患关系”是一个无解的话题，“病人对医生有强烈的依赖，但他同时又接受不了不理想的结果”，过多地去渲染无非是消费情绪，“还不如引导观众与医生建立友善、信任的关系”。为了不过分渲染，整部纪录片完全是纪实拍摄，几乎不做任何干预，甚至都不准备采用解说词，因为“不想通过解说词传递出一个导演的主观色彩”。因此最开始张建珍团队是抱着“只用镜头讲故事的”态度去做这件事，直到最后发现，单凭镜头在两千多个小时的素材当中做筛选实在很难实现，才不得已加上了部分解说。张建珍也不是没考虑过带着“设想”去拍点什么，“我们曾希望拍到一些疑难病例，以此显示医术的高超，求医道路的艰难”，但尝试了几次，团队还是放弃了，“我觉得不能掉到‘陷阱’里，不管病例是否复杂，是不是疑难杂症，这其实是一个医学问题，对于普通人而言，再常见的病，都是压到头上的一座山”，张建珍告诉毒眸。想到这里，她又重新回归到拍这部纪录片的初心——展现人。“在那样一个状况下，当事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心理是怎么想的，病人家属又是什么态度，他们面临的困境是什么，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反映到病人和病人家属的拍摄态度上，张建珍团队也是本着尽量把事情说清楚的出发点，不带着主观意识来拍摄。在接受毒眸专访的过程中，张建珍曾不止一次提到“人”才是《中国医生》的主角，那出现在镜头当中的这些人，又是如何选择出来的？用张建珍的话来说，“我们给医院提出了一个非常量化的要求，就是希望不同年资的医生都能涉及。这主要就是希望将一个医生各个成长阶段的心路历程都有所展现。”从层级来划分，医生可以分为四个级别：住院医、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而在主任医师当中更有名的专家是“知名专家”，而这些在《中国医生》当中都有对应。
剧照
片中年仅28岁的徐晔代表着“住院医”这个群体，这是医生最累的、压力最大的一个阶段。“既要负责病人的管理，又要把上级医生的医嘱、病例做整理，手术的时候还做助手，在这之后还要坚持再做一年‘住院总’，一天24小时住在医院……”这个阶段，不仅体力上要全情投入，心理上还要经历成长，“要学着去面对生死”。徐晔所在的整形烧伤科，收治了一个全身95%烧伤的病人，虽然能通过救治活下来，但费用太高家属放弃了，徐晔知道后非常沮丧。张建珍感慨道：“对于他们来说，专业上的问题往往是可以把握的，真正不可控的是这些。”而主治医师面对这样的情况，可能就相对淡然一些。主治医师虞竹溪所在的ICU科室，可以说每天都上演生离死别，但她依然整天笑呵呵的。张建珍曾评价她，“在那样一个地方，里面的人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每天高度紧张，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误差，她却显得没心没肺的样子，但也许这就是她的应对方法”。
作为主任医师，从外形来看，朱良付更像是个普通人，个子瘦小，戴副眼镜，骑电动车上下班，不说话时——“这是一个非典型医生”，但只要他一开口，对医生这个职业的通透认识、对医患关系的率真处理，就都能显现出来，“好医生只有自己知道，作为一个医生有没有良心你也只有自己知道”，这是朱良付对这个职业的理解。而医生做到邱勇这样的大专家级别，一个月至少接待500多个病人，已经记不住人长什么样了。“见多少人都没印象，从来不知道谁是谁，但一看片子立刻就知道这是哪个病人。”张建珍形容，“大家都在追求极致，但医学真的是一个不断冲刺、不断攀爬的过程。”按照这样的层级阶梯，每家医院向节目组推选30位医生，而在这当中选择个性特点和人格魅力突出的医生，则是重要的标准。
虽然人格魅力重要，但哪怕是张建珍也觉得“很难去描述”，很多时候甚至只能依靠直觉。“比如急诊科的王军医生，我们只是打了个照面，就能察觉到他身上的气质变化，长期紧张的工作状态，让他承受的所有压力、疲惫都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长相，就像个陀螺一样转啊转。”“当一个人达到这么高的成就的时候，他的内心必然不简单，一定是有强烈的信念感。他们所呈现出来一种人格魅力，不仅让我觉得震撼，也会让观众去思考，我怎么才可以活得更好，什么样的生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这样的人，我称他们为“魅力英雄”。”张建珍说。张建珍告诉毒眸，《中国医生》会继续做下去，但她本人对医疗题材的影视作品的市场环境却并没有那么乐观：“医疗纪录片的生存环境一直没好到哪里去，在传统广告招商这一块，阻力非常大。”这之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国家规定除OTC非处方药外，其他医药、医院都不能做广告。2014年《因为是医生》播出之后，张建珍一直想启动第二季，但因为招商困难一度搁置，直到《中国医生》依然没有一个广告投放。
医疗剧虽然能没有招商层面的烦恼，但表现形式上却又很难令观众满意。虽然通过偶像、恋爱等元素进行了一系列包装之后，看得人多了，但是差评也多了。怎样才能拍出既有社会效益也有市场空间的医疗影视作品？医疗题材和影视剧之间是否存在可行性的结合点？在张建珍看来，这取决于创作者和观众面对生死的态度。一方面，观众肯不肯面对生命的局限性，肯不肯面对生命的悲剧性；另一方面，创作者又是否愿意在这样的悲剧性中，发现一种崇高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医生，“他们在干一件注定失败的事情，却竭尽全力”，也可以是普通人，“能够给予他人宽容的力量”。“如果愿意面对的话，作品就是有震撼力的，是能引起观众共鸣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让普通人在面对现实时能释然一些。”但就目前中国人的集体文化经验而言，张建珍认为大家的接受程度或许并不乐观，“别说医疗事故，就是最终结果不好，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结合的可能。“咱们中国人口基数这么大，大家接受程度的差异化也非常大，总有一部分人是会喜欢这样的表达的。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能否有魄力去捕捉和呈现这种人性的闪光点，还是需要一定的情怀，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专访最后，张建珍和毒眸讲了一个《中国医生》的后续故事，纪录片上线之后，很多人想通过节目组为其中的一位尿毒病人捐款，但这位病人却没接受，他十分诚恳地回复说，自己前几年工作攒下一点钱，也可以换肾，但不能不管一家老小，所以全款买了一套房，把家人先安顿好。“生活还过得去，受不了的是大家的情。”这句话让张建珍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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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毒眸编辑部 来源/毒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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