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行业将重新回到了一个没有硬功夫，就没法吃饭的环境中

秦风在北京做了五年编剧，写过六部网络大电影脚本，遇到过两次“流氓”电视剧制作公司，加上一些零散的工作，年收入大概税后30万元。在影视制作圈里，这个收入相当于基层“码农”。

　　今年，秦风对那些“流氓”开始有些怀念。虽然他们拿走了秦风前后花了半年多写成、被无数人折磨和修改了十几版的50集分集大纲，最后只支付了10%的定金和10%的大纲预付款，但那毕竟意味着“傻钱”还在。现在，秦风已经半年没有接到工作了。

　　2018年5月初，崔永元与《手机2》的“阴阳合同”恩怨引发了影视行业一连串的“蝴蝶效应”。三个多月间，上市公司股价纷纷腰斩乃至跌去三分之二。8月初，明星个人所得税征收率统一调整提高至35%，合计增值税率、附加税后，税收征收率将达到42%。

　　配合税务部门新政，8月11日，“优爱腾”三大视频网站与六家主流影视公司联合发声，规定总片酬将不超过制作成本的40%；主要演员片酬不超总片酬的70%；单集片酬不超100万；总片酬不超5000万。

　　与之伴生的，是业内浓重的观望情绪。据财新统计，2018年9月在广电总局备案的影视剧数量只有184部，而此前每月平均备案的数量是400部以上。

　　灵河文化创始人、CEO白一骢同时在20家公司挂职，被称为“网剧一哥”。他在采访中直言不讳：限价令颁布后，资本纷纷撤离。很多公司融了一半钱，另一半资金无法到账，大家没钱拍戏了——“影视开机率在2018年下半年呈现了‘断崖式的下跌’。横店正常情况下，50个组（拍摄）是有的，巅峰时期有过70个组。现在横店只有不到10个组，还有6个是网大（网络大电影）。”

　　著名编剧汪海林更是直接在微博中吐槽：导演、编剧、演员大批失业，这个行业已经“休克”了。软银赛富合伙人阎焱在6月的上海电影节上预言：影视公司也许会进入漫长的“冷冻期”，但这只是开始，最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从作品数量上看，2018年的影视产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严冬。不过，《中国企业家》采访到的业内人士也几乎都表示，过去几年，影视圈内虚火太盛，只有挤出泡沫、驱逐劣币，才能给精品制作留出成长的空间。

　　最重要的是，市场和资本对文化影视产业继续向上发展的看多方向并无改变。他们只是变得更加谨慎和理性，开始有目标地筛选优秀的剧本和制作公司。这也是真正有竞争力的团队凸显实力、高下立见的时刻。

金主撤资

　　表面上看，崔永元似乎是点燃此次影视新政变局的导火索。但实际上，从2018年年初开始，资本就已经有从影视行业撤资的迹象出现。

　　2012年开始，互联网平台购买影视剧集的成本陡然提升，单集版权从几千元升至万元、百万、乃至千万元。到2017年，影视版权费与十年前相比，已暴涨了8000倍。几年中，白一骢看到了太多盲目扩张、鸡犬升天的事情在身边发生。“整个影视行业的利润被市场的改变放大了很多，许多资本觉得拍个戏就能赚1个亿。”

　　这样的超额利润和非理性发展，往往酝酿着大量暗箱操作。

　　一叶知秋，2018年6月上海电影节上，光线传媒CEO王长田带着怒气，曝出了惊人言论：“我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的一两年时间里说不定有几千家影视公司要倒闭。”王长田直言，太多影视公司铺张浪费、吓退了资本，在完成对赌后又迅速撤出，他们透支了行业未来，也伤害了投资者的感情。“资本正在撤离市场，导致很多影视公司项目融资出现了困难。”

　　王长田提到的影视公司对赌从2015年开始，已经成为了一种业界常态。制作公司现金流不稳定、影视项目估值难度大，对制作资本又需求迫切；而一旦项目播出后成为“爆款”，则可以为投资方创造数倍至数十倍的回报。因此，上市公司或者投资人经常要求影视公司在被投资或者收购前做出业绩承诺，如果未能实现业绩，则要求影视公司股东补足差额。

　　这种对赌模式如果合规操作，原本是一桩共赢的买卖。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大量公司浑水摸鱼，一面漫天要价，一面对作品粗制滥造，能够真正完成业绩对赌的公司寥寥无几。但即便营收不足，影视公司也会采取财务手段对报表进行美化：比如将公司明星、影人股东的个人收入在年底交纳给公司，由公司计为利润，补足业绩承诺。

　　这些“猫腻”行为让投资方苦不堪言。易凯资本创始人王冉指出：“这部分利润在资本市场上被市盈率放大很多倍卖给投资人。”但这些利润的含金量，与经营利润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乱象丛生

　　一面是投资方的不满不断积聚，另一面，乱象仍然在暴利的驱动下，持续酝酿。2015年后，稍有名气的演员和制作方纷纷开设起独立工作室，以吸引投资或者参与对赌。影视行业内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上市公司空壳化问题，作品积压严重，大多数的制作、营销、资金回笼风险被转移到了投资方。

　　壹加传媒副总裁胡漾曾参与过腾讯、乐视的自制剧中心建设，最近公司出品的由马伯庸作品改编的《古董局中局》即将上线。他回忆道：“过去几年，钱太好赚了，以至于专心创作的人，在别人眼中像个傻子。”

　　市场上出现了许多“组局”公司，有些手握明星或者IP资源的人，很容易就能得到平台的投资，甚至有些做广告、营销出身的人，也想分一杯羹。在鱼龙混杂的时代，大家要迅速找事情填补市场的空白。“这种组局者说好一点，叫信息管理者，但许多人不管内容，攒资源只是为了找投资，其实就是大忽悠。他们发挥过历史作用，但今天组局成功与否，全看内容竞争力。”

　　过去两年中，白一骢出门跟人聊天，几乎没人再去想创作的问题，大家聊的都是你的公司值多少钱，做到哪轮了。好多制片人连剧本都不看，也不关心编剧水平如何。这让许多水平差得还远的人，稀里糊涂就当上了编剧。

　　2011年，电视剧编剧委员会成立时，注册在案的编剧不过两三百号人。但目前的市场，白一骢估算编剧何止几万乃至几十万人。行业虚火让编剧的进入门槛变得很低，许多人认为写过字、做过策划，就可以开张，全不在意编剧需要一个系统训练的过程。

　　资本的涌入，让工作数以十倍至百倍地增加，影视制作职位随之通货膨胀，优秀的人才得不到补充，专心工作的匠人被挤出。过去，一个摄影人大学毕业后，要先做一两年助理，再做一两年的掌机，再经过五六年的磨炼，运气好的话可以做到主摄影师。而当行业开机率急剧升高时，白一骢经常看到刚做到助理摄影的人，到另一个剧组里摇身一变成为主摄。

　　“我们公司有的人在一部优秀的大剧里做过执行，就被外面的小戏请去做导演。但他一旦上去了，就不可能再回到踏实的技术岗位中了。”

　　虚火终于降温，这些被揠苗助长起的人才们，也随之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过去一个编剧写的戏，如果赚10万元，只需要交6000~9000元的税，按照新的税法，可能要交好几万元。开机率降低，编剧收入下降，底层编剧自然就会没活干了。”

　　不过，白一骢公司里的优秀编剧，接活量已经开始增加。“许多公司以前只要有编剧可用就好，现在他们都会指定团队去做项目。行业重新回到了一个没有硬功夫，就没法吃饭的环境中。”

　　胡漾也认同当下大环境的改变，对整个影视行业的发展是件好事。“平台需要用户增长，需要盈利。但过去几年，平台每年却巨额亏损。经过几年的实践，平台也已经对观众有了深刻的了解，熟悉了用户的圈层定位，需要方向创新、演员演技过硬、IP改编合理、创作认真的代表作品了。还能认真沉浸在这张桌子上的人，会活得更好。”

　　应变观望期

　　要活到春天，先要度过严冬。如何应对当下这股急剧变化的浪潮？大家频繁提到的词是“观望”。

　　2018年6月开始，曾经的影视节税天堂霍尔果斯曝出新闻，几百家影视公司陆续注销了在霍尔果斯的办公地。对此，许多业内人士表示，主要是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当地需要先查账，不给开发票。这造成一些公司业务无法开展、不能收到汇款、无法落实办公场地。

　　税收和限价令也使明星的价格出现了下降。有些一线明星暂时还有观望的余地，毕竟他们仍是市场上的稀缺资源。未来即便税负将要负担更多，但制作方也会根据变化，商讨出相应的补贴方案。但二线明星开始等不起了，片酬已经出现了下降。平台也发现，当下的用户对“大流量明星+大IP”的做法不再照单全收。新的“组局”模式将会是怎样的，制作公司也在摸索之中。

　　“总之，大家都变得更加清醒了。”壹加传媒CEO孙合彬感觉到，资本比过去谨慎了许多。“投资人目前看的多，决策少。”电视台、视频平台、投资方普遍收紧了资金链，他们并非不再投资，而是要求有靠谱的团队来制作，回避缺少经验、专业程度不高的团队。

　　据胡漾的观察，资方现在主要有三重心态：第一是跟特别稳的项目，如平台定档、演员阵容强大、符合宣传导向，或者比较稀缺的题材。宁可回报少一点，也会选择跟投。第二是对新兴的内容比较敏感，如新综艺、新艺人经纪、脱口秀、文娱教育、亲子娱乐。第三是看人。你做过哪些项目，对市场和用户有多了解，是否具备制片管理经验，手上有什么资源，对此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不过在这个时代，精神焦虑极多、观众圈层分化，孙合彬认为只要精于制作，内容不缺少爆发的机会。“我们处在一个变动期，你能不能拍出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精神给养，做出暖心、治愈人心的东西，从B端转向C端，做到有服务精神，是第一位的。”（文中秦风为化名）